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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才子张书绅:评注《西游记》 将其引入儒家正统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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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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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大多知道,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中有两部与山西人有关。一部是《水浒传》,明代版本流传中,较早的便注明“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见明·高儒《百川书志》)。另一部是《三国演义》,是罗贯中一人整理编写的。罗贯中是山西人,从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鲁迅等发现明代手抄本《录鬼簿续编》中贾仲明记载的罗贯中身世以来,已经众人皆知。但大多数人不知道,《西游记》的整理、传播,竟然也与山西人有关。

  生活在明中后期的吴承恩耗尽毕生精力,在晚年编著了流传不朽的巨著《西游记》。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其主题思想是谈禅说道、修仙炼丹的,因此没有把它列入正统的儒学范畴,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不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一经问世,便以它们或宣传“忠义”、标榜正统,或信奉“天道”、心怀君主引起关注。正因如此,影响了它传播的广泛性,不被纳入文化思想史的范畴。到了清乾隆年间,山西又出了一位才子,他引经据典,依据《大学》一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的原理,对《西游记》作了从头到尾的评注,将其引入了正统的“文以载道”的范畴。他在《西游记》评注中说出了自己此举的意义:“此书由来已久,读者本人茫然不知其旨,有数家批评,或以为讲禅,以为谈道,更又以为金丹提炼,多捕风捉影。究寻西游之正旨,将古人如许之奇文,无边之妙旨,有根有据之学,更目为荒唐无益之谈,良可叹也!予频以数月之暇,注明旨趣,考其迷罔,唤醒将来之学者,此亦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不知有当否?”这位才子就是张书绅。

  张书绅,山西汾阳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汾阳府志》中有记载,“由贡监而入仕籍者”,“同知署龙门知县”。张书绅在龙门县的政绩,没有查到相关记载,惟有光绪十六年(1751)《山西通志》仕实录中,有一段关于张书绅当知县的事迹。说他在位时,“贬抑豪强,悯恤黎庶”,可见,他是一位正直官吏。他丢官的原因是,有一位同僚,因为不会迎合上司被开除,可这位同僚清正廉洁,被开除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张书绅大概也是个见义勇为之人,“纠合同僚”捐款,才把这位可怜的同僚送回老家。他自己为此事得罪了顶头上司,没过多久,也被“夺官”。

  张书绅评注《西游记》是乾隆戊辰年的事,那是1748年,亦即乾隆十三年。这是有明确时间的(见《张书绅〈西游记〉总论》,中国书店1985年9月版《新说西游记图像》)。他记载乙丑年“由都归省”,乙丑为乾隆十年(1745),回来两三年之后,看戏剧“安天会”时受到启发,认为《西游记》是劝人修身正心、明德止善之书,全书寓大学旨意于其内,于是费数月精力,批注此书。他开宗明义,说“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原是说圣贤儒者之道,至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西游一书,实寓春秋之大义,诛其隐微,引以大道,欲以学者焕然一新,无如学者之不悟也,悲夫”。张书绅是受过正统教育的,所以他批注起此书来,得心应手,毫不费力,把这个数十万字的神魔小说,有头有尾、有根有据地纳入了儒家正统思想范畴,认为证道证的是“圣贤儒者之道”,而不是“仙佛之道”,寓义寓的是“春秋之大义”,而不是旁门左道之“义”,可见他一片苦心。

  张书绅评注《西游记》,是想对这部旷世奇书中寓藏的微言大义作挖掘,发挥其对社会治理、人心教化的作用。他书中反复强调“破除心猿意马”,“除恶扬善明德”。说它正统,因为他在这里面不仅强调了“儒家之道”,而且强调了“历代圣贤之道”,不仅有孔、孟、程、朱大义,而且有“春秋”“南华”之义的思想。他评注《西游记》的根本,便是认为《西游记》从头至尾体现了《大学》明德止善的全部旨意,是《大学》一书的衍化,这形成了他评注的思想体系。对于他的劳动成果,小说界一直认为,与其他对《西游记》的评注、讲解相比,张书绅的评注更具有思想上的创新意义,因此,把《新说西游记图像》一书列为张书绅所著。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小说大辞典》中,该书条目下注“张书绅,字南薰,清代山西人,乾隆年间在世,著有长篇小说《新说西游记》一百回,流传于世”(见该辞典108页)。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在当时学术界、文化界可以说是一大创举,为《西游记》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评注《西游记》的本意是要把它作为“除恶扬善,修身明德”的工具,目的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道德、为正心修身服务。郑振铎、鲁迅批评他,说他与许多注释该书的人一样,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见《西谛书话》)。这是有道理的,但鲁迅也承认,该书对于《西游记》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

  《西游记》新说,也确是新的。它第一次把《西游记》列入了正统的范畴,第一次把小说列入了正统的“文以载道”的范畴,并且第一次把“神魔小说”列入了也可以“寓文以载道”的范畴。小说从产生以来,多为封建社会文人所不齿,都认为是“街谈巷议稗官野史”,甚至是坏人心术,导人歧途。张书绅评注《西游记》,却发掘出了该书的优秀之处,他认为优秀之处在于,把正统理想的代表寄托在了西方如来之上,“学到西天成佛,则止于至善。”张书绅的矛头不止对准了东方那些没有学问的人,没有道德、善恶观念的人,而且希望也不在东方的那些帝王将相身上,抑或他们正是《西游记》的那个妖魔鬼怪呢!张书绅作为一介学人,也够胆大的,如此批注,有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的,但他不怕,注下去了。正因如此,从思想史上来说,张书绅是有创新的。这是张书绅与他批注的小说的第一大功劳。第二大功劳在于,他肯定了人的伦理、道德、情操观念的修炼,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不是少数圣人为之,而是人人可以得到。他反复强调,孙行者能为佛,猪八戒也能为佛,白马也能为佛,沙和尚也能为佛,为佛的不一定是唐僧,这种人人为佛的理论是受了禅宗思想的影响,但对于求学来说,对于道德、伦理、情操修炼来说,则打破了门阀、阶层观念限制,给统治者及正统文人的顽固观念当头一棒,明显带有“民主”色彩,不轻视士、农、工、商各色人等。第三大功劳是发掘了此书原有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优秀精神。对于《西游记》一书,张书绅坚定不移认为是弘扬正道的。吴承恩也是终身受儒家正统教育的文人,43岁才补上了贡生,他性格倔强,“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见《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3册版第906页)。《西游记》寄托了他一生的思想理念,把社会刻画得淋漓尽致,天上人间,哪有区别,因此,他寄希望于“西天真经”,真经者,学问也。学问者,张书绅认为《大学》一书也。人不应当作恶,应当从善;帝王将相也如此,更有“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义务,“西方属金,言其大而明。”昏庸暗鄙的人,做不到这一点。

  张书绅的评注当中也有糟粕,但其功劳不可埋没,他在中国小说史上也是应当有其地位的。但数百年来,《山西通志》《汾阳府志》《县志》中,都没有见到张书绅相关记载。山西文学史上,中国小说史上,应当注意到这一段史实,予以重视,予以研究,以酬社会。(陈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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