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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冷门学科教授随汉高祖创业 成功将冷门变热门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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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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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职场:

  秦朝冷门学科教授

  如何随汉高祖创业

  先秦两汉,是中国史上职场机会最多的时期,因为这时期正是中国诸多制度的创立期和成长期,新业务层出不穷,给人才的涌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要么会搞外交、要么会打仗,要么会出使绝域,朝廷都搜罗起来量才叙用,英才们不愁找不到好工作。

  然而,如果你在那个时代不幸学了一门冷门专业,不要说打仗和出使,连杀只鸡都嫌太血腥,你怎么才能在那个时代出头?

  秦汉之际的学者叔孙通提供了一个好的案例。

  沸腾的时代 冷门的专业

  儒家继承人忍受漫长的职场寒夜

  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相对于儒家专业而言,可算是一个相对较冷的时期。孔子是圣人,但圣人不是会计师资格证,跟就业创业没什么关系,他在列国之间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心水的工作;吴起和李斯是一流的经理人,其导师也分别是儒家大师曾申和荀子,但吴起经理和李斯经理本人为了适应市场,其儒家色彩已经很薄,甚至李斯被当成法家人物。

  给各大诸侯国当掌柜,做经理人,其业务考核也是数据化的,夺多少城池,斩多少首级,都列入考核范畴,而儒家专业讲究的是慢慢打磨,因为孔子重教化,而教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么长的时间,黄花菜都凉了,谁等得起,有些诸侯国可能等到半路就灭亡了。不能在短时间内使业务有大起色,因此,儒家成为热时代的冷专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这么一位儒家专业的教授,名叫叔孙通,其导师是孔子的后裔——孔鲋,师徒两人坐了很长时间的冷板凳。孔鲋也自认自己传授的这门功课很冷门,曾经公开说:“吾为无用之学。”估计“冷”得熬不住了,于是对叔孙通同学说:“你还是去找份工作吧。”做学问不是为了找工作,但做学问的人总得有份工作,于是叔孙通首先离开了冷板凳,在秦帝国谋了一份职业:待诏博士。秦始皇虽然一面坑儒,但另一方面还是给儒士工作的机会,似乎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惨,其实坑的主要是不务正业的方术之士。

  没多久,陈胜吴广起义,孔鲋也离开了冷板凳,投身诛灭暴秦的事业,以至于为时代殉身。恩师已逝,重振本门学科的重任,就压在叔孙通的肩上了。

  然而,那时候的叔孙通,不要说“振”儒家,就是连自己都“振”不起来,为了保住饭碗和性命,还不得不在老板面前说瞎话。陈胜吴广起义,消息传到咸阳,老板秦二世问大伙: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大伙都说:赶快发兵去镇压。这是一句大实话,但老板就是不爱听。什么叫实话?有时候可以解释为实在很难听的话。

  秦二世接着问叔孙通,叔孙老师是个大滑头,说:没事,一撮小毛贼而已,几个地方捕快就能解决的治安案件,皇上您着什么急啊?这话老板爱听,秦二世一高兴,就封他为博士,还发了奖金:二十匹帛,一袭时装。

  老板高兴了,学生们却不高兴了,叔孙教授遭到学生们的围攻:老师,怎么你成了阿谀奉承之徒——“先生何言之谀也”。叔孙通大汗淋漓地做解释工作:对不起,同学们,老师给你们丢脸了,不过请理解一下老师在虎口逃生的感受——“我几不脱于虎口”!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话谁说的?有点不切实际,生命才是最可贵的,老板混账,公司糊涂,那么没有必要把自己搭上去,不如先留得青山在。学者也要讲究生存智慧,叔孙通教授当夜就打点行李,赶紧离开了秦帝国,另就高明。

  扮演与自己审美趣味不符的角色

  叔孙通教授逃离咸阳后,先后数次跳槽:先给项梁打工,项梁没了,就给楚怀王打工,楚怀王走了,就给项羽打工,转了几家公司,最后稳定下来:给刘邦打工。

  刘邦爱人才,但并不爱儒才。刘老板经常拿着儒生的帽子当尿壶使,看来儒在当时不只是受冷,简直是受辱。跟叔孙通同时代的郦食其去见刘邦,面试前还嘱托介绍人:可别说我是儒生,就说我是“狂生”。

  叔孙通为了得到老板青睐,不得不学郦食其,从改变自己的形象入手,而改变形象的最佳手段是改变着装。儒生的长袖宽袍造型在汉公司不遭待见,于是叔孙通改成清凉爽快的具有楚国风格的短装,这一改观果然有效:“汉王喜”。老板高兴了,后面推行业务就有时机了。叔孙通就这么穿着短衣服等时机,尽管这套时装与自己的审美趣味完全不符合。

  从发展的眼光而言,没有哪一门学科是永远的冷门学科,只要能成为学科和专业,就说明是人类所需,“冷门”是一时的状态而已,只不过需要等待。时机在等待你,你也在等待时机。

  但叔孙通过于冷静的表现会给人留下过于冷漠的误会。楚汉战争期间,叔孙通在汉公司做事,每次推荐人才,从不提自己的学生,却总是推荐一些鸡鸣狗盗之徒,这又引起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质问老师为什么吃里扒外,叔孙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冲锋陷阵当战斗英雄不是你们的特长,还请等一等,我会惦记着大家的——“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根据社会需求

  把冷门变热门

  就业与创业,光是等待还不行,还得有筹划——就是筹划你的专业与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或者说专业与行业的交集。这个公约数和交集在哪里?就在社会的需求与你专业可提供的服务,而后可以根据社会需求来改造自己的专业。

  叔孙通看到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在于:汉初功臣没有老板和员工的区别概念,功臣们一喝高了,就“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害得刘邦没有半点当老板的成就感。当时的社会急需一套管用的礼仪,而叔孙通的专业就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儒家正好是最重视礼仪的。

  接下来的就是根据实际需求来提供可行的服务。刘邦把这个制作礼仪的课题交给叔孙通教授时,还是蛮疑虑的,问:“得无难乎?”有没有困难啊?叔孙通说:老板,没事,包在我身上了。

  叔孙通从礼仪的发源地——鲁,召集了三十多位同行,还动员自己的百来号学生,组成一个专题项目小组,对自己的专业学科进行了改造和简化,开发出一套简易儒家礼仪操,或者说是儒家礼仪普及版。

  在正式推出之前,他还搞了一次路演,特请刘邦观摩,得到刘邦的首肯之后,才于公元前200年在汉宫廷进行大型的操练。

  结果如何?刘邦的一句话可以看出分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成功地用礼仪使汉公司各个阶层得到明显的区分,这就是叔孙通的专业与汉初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和交集。产品成功了,项目小组的成员当然都要分享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效益,叔孙通为人很公正,他向老板刘邦推荐了项目小组的全体成员:“同学们跟随了我很多年,希望能给他们一个好安排。”果然,刘邦对他们都做了令人满意的工作安排。不仅如此,叔孙教授还把汉公司发给的奖金全部分给项目小组的专家和学生。

  对于叔孙通教授在现实与传统之间所做的妥协,司马光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认为叔孙通是拿了一堆垃圾糟粕,去向时代“取宠”,结果导致真正的儒家礼仪失传。

  其实,文化不等同于生存资本,但传播文化的人需要生存资本,面对生存的压力和发展的需求,手里的文化产品到底是用来换面包和职位,还是封存在博物馆里,对两者的选择没有任何一个是完全正确的。也许,我们的文化会赋予不同的人不同的使命,有些人的使命在于保存,有些人的使命在于改造和普及,或许在普及当中会产生新的文化。

  因此,我们对于保存文化者,要多一分敬意;对普及文化者,要多一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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