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我喜欢排山倒海的忧伤

　　“一个作家从他驾驭语言那一刻起就应该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奇特、伟大和令人惊叹。

　　他开始超越语言的藩篱来寻找自己的声音。”这是帕慕克写在他的创作集《别样的色彩》序言的话。踏入土耳其疆界，居于伊斯坦布尔之城，我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和这座城市对帕慕克具体而细微的影响，他书写的事物和人生故事在这里获得印证。

　　我入住的位于塔克西姆广场的一家酒店大堂就摆放着他的英文版《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在书店里有他新书《头脑里的怪想法》的土文版在热销。在纯真博物馆地下有一面墙的书架排列着帕慕克不同版本的书籍。我一直记得他关于写作与世界的关系的感言，这些片羽般的感言和他的繁复书写一样，显示出一个世界观察者和体验者的内心维度。

　　加哈格尔街区的中心区域是奥尔罕·帕慕克住过的地方。到伊斯坦布尔时我带着他几乎所有著作的中文版，作为旅行指南的是《纯真博物馆》和《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我依照书里所附的城市地图和所描写的城市细节确定方向和路径。关于加哈格尔街区，帕慕克在受访时说：“我的某部早期作品是在这里完成的，在我祖父的房子里。夜里我常常被妓女和他们的壮汉保镖们惊醒，有时能听到他们和客人的交易，当然也有缠斗和厮打。”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古老和现代感交织的城市，多种民族及多种宗教共存，繁华和衰败同在。因为城市依山势而建，道路蜿蜒曲折，上下起伏。走在纵横交错迷宫般的街道，我仿佛看到帕慕克在这老城游走的踪迹。“土耳其人像我一样，既渴望现代化，但又处于惧怕丢失自己文化和身份的焦虑中。” 帕慕克的很多小说都有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与文明的洞察，他的思考可以从他的著作中读到。《我的名字叫红》、《黑之书》、《雪》、《纯真博物馆》等，都有对逝去文明的追怀和挽悼。“呼愁”是他使用最多的词语，它起源于和忧伤一样的“黑色激情”。

　　“我喜欢排山倒海的忧伤。”帕慕克说：“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仅是由音乐和诗歌唤起的情绪，也是一种看待我们共同生命的方式；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思想状态，最后既肯定也否定人生。‘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

　　2007年我访问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创办人聂华岺女士，她讲到帕慕克在爱荷华时的状态。帕慕克是当年受邀请的作家中最勤奋的一位。这是1985年，帕慕克33岁。那时正在写《白色的城堡》，生活日益颠倒，写作通宵。聂华岺对他的评价道：“帕慕克是土耳其的社会良心，但他不以社会异议者自居。他尊崇的是艺术，但他也决不放弃说话的自由。”

　　希什利区也是帕慕克长久生活过的地区。在祖母独自生活四十三年的三层楼房正对面的法庭里他有过一次受审。2005年，他面临诉讼——因为在一次访问中谈到土耳其历史上有过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库尔德人被屠杀，他受到司法指控。帕慕克是唯一一个有勇气谈论它的人。相关访问被刊登在了瑞士的一家媒体上，同时也在土耳其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受到了死亡威胁、媒体的诋毁，土耳其当局甚至以“公开诋毁土耳其人民尊严”为由对他进行指控。当局的指控在一片国际抗议中于2006年被撤回，而对他的死亡威胁也慢慢地减少。

　　帕慕克的文学显示出多重性和丰富性。《雪》是政治小说，读这部书很容易将他想象成政治性作家；但是读《纯真博物馆》、《新人生》又被看成是情感型作家；读《我的名字叫红》、《黑之书》又被视为悬疑作家。这种丰富性和多变性是他有意追求的。帕慕克很像他笔下的《雪》的主人公卡——他对政治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甚至根本不喜欢政治；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方式就仿佛别人看待一件意外的事故——不在意料之中，却已经被卷入进去。“政治小说是一种有局限的体裁。”他说道：“因为政治包含一种不去理解非我族类的决断，而小说艺术则包含一种要去理解非我族类者的决断。但是政治可以被纳入小说的程度是无限的。”

　　我们访问帕慕克是在炎热的7月。正午阳光炽烈，这是马尔马拉海岸的光照。马粪的气息在集市弥漫，数十辆马车停在集市上，毛色各异的高头大马们喷着响鼻等待着人们坐到装饰着的马车。这是大岛的集市。从伊斯坦布尔市区到大岛需要坐轮船40分钟，我和同行者——《时尚先生》的采访团队从伊斯坦布尔街区乘坐轮船抵达大岛，帕慕克隐居在这里。大岛依山麓而建，四面临海。这里不通汽车，马车是惟一的交通工具。柏油路不断有高头大马载着客人奔驰而过，马蹄踏响的声音时疾时缓。下午三时，预约访问的时间到，土耳其陪同给帕慕克打电话，很快他就出来迎客。帕慕克从临海一幢别墅推开木栅门走出来，他穿着墨绿色的T恤，黑色短裤，光脚穿着一双棕色皮凉鞋，他戴着眼镜，微黑的面孔，像个斯文的园艺工人。

　　这幢临海的别墅是帕慕克临时的居所，这些年每到盛夏的时候他会住在这里写作。一条在茂密的树丛之间开出的小径向下延伸百米长，小径的尽头就是帕慕克借居的别墅，他带我们进入居所，穿过居所的廊道来到开阔的椭圆形阳台，那里面朝大海，海上有数十艘轮船或者行进，或者停泊，海风吹拂，沁凉的海风迎面而来。椭圆形的阳台是帕慕克的写作空间，两张长方桌对接拼在一起，铺着墨绿色桌布的桌面上堆满杂物：他正在写作中的小说手稿，画满图画和符号满是修改的痕迹，剪刀、针线，几管黑色钢笔和颜色多样的铅笔，堆在桌上的东西看上去凌乱而随意。帕慕克身材高大，友善而活泼，采访团进入阳台工作间后他回卧室迅速换下短裤，换上深黑西服出来，接受摄影师的调度拍摄。摄影机前的帕慕克不时跟人逗趣，露出他的标志性微笑，这是狡黠和顽皮的笑。来自瑞士的摄影师双手高举摄影机跪在地上扣动快门快速连拍，照相机发出清脆的声响。帕慕克在摄影灯光的烘烤下衣服迅速被汗湿透，他不时地朗声大笑，他的声音硬朗，说话时语气坚定，听着是一个性情果断的人。

　　帕慕克的声音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音调。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主库尔主麻大街有一幢由民房改建的纯真博物馆，这是以帕慕克同名虚构作品为蓝本建造的博物馆，观众只要佩戴解说器就能听到帕慕克的原声旁白。纯真博物馆的楼体是粉红色的，有三层，欧式建筑风格，大门上绘制着蝴蝶的标识，三层楼的展厅里密集陈列着纷繁的老照片和旧物品，那都是帕慕克在虚构作品中写到过的东西。“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却不知道”。这是小说主人公，30岁的富家公子凯末尔的内心独白，它被书写在博物馆三层的墙壁上。凯末尔爱上了名媛茜贝尔订婚在先，却意外遇到出身贫寒的远房表妹、18岁的清纯少女芙颂。小说是对这场邂逅的情爱及其所涉物质超绝而极致的书写 。

　　只要戴上耳机就可以听到帕慕克的声音，优雅而平和，不失幽默感。在伊斯坦布尔访问的几天里，我数次到纯真博物馆，独自在那里观看由帕慕克多年以来为写作小说从各处搜集的实物：钟表、油灯、针线、钢笔、电话、打印机、各种玩具，不同时期的老照片，这是浩瀚的物的世界。最为震撼的是如装置艺术般满墙陈列的4213个烟头——这是女主角芙颂吸过的。“三十年来我所积攒的所有收藏都在阴影里静静地待着，”帕慕克借助小说的主人公的语言陈述他建立博物馆的初衷：“我能够看见所有的东西，就像一个能够发现物品灵魂的萨满巫师那样，我在感受它们的故事在我心里的骚动。”

　　“小说和管弦乐一样，是西方文明伟大的艺术”。2006年12月，帕慕克出现在瑞典学院文学院的讲台发表演讲《父亲的手提箱》。这是他被世界所认识的时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是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学巨擘，他的作品被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

　　《纯真博物馆》柔化了帕慕克的文学风格，使他显示出叙事美学的丰富而多样性。很多时候帕慕克被视为锋芒毕现的政治性作家。因为批评土耳其执政当局隐瞒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历史而惹出诉讼，几年前他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出行时必须带着保镖，这是帕慕克经历过的异质生活。人们普遍将他视为关心公共事务，勇于对现实发出批判之声的政治倾向强烈的小说家。《雪》的中文版在2007年面世时就在封面上出现“最受争议的政治小说”的荐语。然而帕慕克似乎并不喜欢被贴上“政治”的标签。他说：“政治不是我们热切为自己作出的选择，而是我们被迫接受的不幸事故。”夏榆文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