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谈焦菊隐：中国现代戏剧导演艺术的高峰

　　中新网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应妮)“在中国现代戏剧中，焦菊隐先生是一座高峰，我们每一次演出，都在他的影响下去寻觅上山的路。《茶馆》已经演了近700场，前辈们演了一半，我们演了一半。这么多场后，我们还在找上场的感觉和状态，有这样一种考虑和创作意图，就特别乐在其中也陶醉在其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百年巨匠》话剧篇顾问濮存昕日前在接受百集大型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话剧篇采访时表示。

　　《百年巨匠》话剧篇将拍摄田汉、金山、欧阳予倩、焦菊隐4位20世纪的已故话剧大师。今年恰逢北京人艺创始人焦菊隐先生诞辰110周年，北京人艺为此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话剧《茶馆》这一焦菊隐的代表作早已成为经典保留剧目，剧中“常四爷”的扮演者濮存昕，也再次从中体会到了焦菊隐作品中的诗意性空间，并由此讲述起他心中的焦菊隐。

　　从2000年开始接手演《茶馆》，一晃已经演了15年，濮存昕坦言，演得越多越能体会到焦先生的高明之处。“剧中有很多诗意的写意空间，比如康六卖女儿那段戏，最痛心处停住，全场人不说话，然后远远地飘来‘高庄柿子’的吆喝声，映衬着人心里的凄凉。生活中不合理和艺术上的真实就这样完全表达出来，焦先生在不露声色中实践着他诗意性的创作。”

　　在最近一次排演《茶馆》时，濮存昕突然悟到，原来常四爷那声叹息是有依据的，他很累，是疲于奔命为糊口而劳累，就别总是耿直、义愤等概念化的表演了。常四爷起早贪黑地卖菜，那两只鸡和几斤萝卜是没卖出去，找出路找到王掌柜这里，作揖磕头地卖给王掌柜。“所以我上台后，那种步履的节奏感、说台词时的呼吸就在原来动作中有另外一种味道了。下来后想，这应该就是焦先生倡导的：现实主义要求我们从生活出发，从动作出发，从人物本身的经历和人本身出发，而不是从理念出发。”

　　他还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有一次父亲回到家就神采飞扬地称赞焦先生。那是排《武则天》时，焦先生将布景仅有的转台小空间做成了回廊，武则天出场舞台上的小转台就开始转，人物逆着转台在游廊里一直走到前头。把舞台做到这种极致，那种透视感、穿过走廊的意境和转动的舞台，里面充满诗意，充满一种不可言说的美感，只有焦先生这种天天地想着舞台、泡在舞台上的艺术家，才能创作出来。

　　“基本上我没见过焦先生，因为那时很小。焦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多来源于父辈们对焦先生的学习。父辈们谈话时说到焦先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他们谈话的中心就是焦先生。我听到很多说起焦先生对演员的压力，他真的是一丝不苟，演员没有完成任务会非常紧张，因为焦先生是会骂人的，特别在排练过程中脾气很大。焦先生在剧院里排戏的时候，排练场安静之极，不允许有和艺术无关的事情。他为什么能够服众，就是因为他纯粹的艺术品格里有值得人尊敬的威慑力，这在今天很可贵，也很少。”

　　濮存昕犹记得，《龙须沟》1951年演出的时候受到一些批评，说太自然主义，不像话剧了。但是焦先生说坚持不要动摇，还写了封给于是之和叶子的公开信，说“我们要创新一个东西会受到一些非议和批评，但是我们坚持的东西你要相信它是有价值的，要坚持下来。”表演中假的、空的、虚的东西，在自然主义面前马上相形见绌，自然主义这炉炭火最有价值的就是那点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自然，来源于舞台上非常少有的那么一点真实，这种鲜活焦先生呵护得要命，他太喜欢了，认为这些东西才是审美的价值所在。

　　可是他第二个戏《虎符》又表现得具有那么强烈的形式感，这都来源于他的艺术探索。他在戏剧创作中进行着实验，每一次出手都棒极了。他不断地创新，每一个戏都有不同的课题和风貌，让人目瞪口呆，每个戏之间从形态上来讲完全不一样，但是把它们串起来，之间又是有关联的。

　　在濮存昕看来，焦菊隐是中国现代戏剧导演艺术的高峰。“焦先生那么早建立起的戏剧美学观念，直到今天依然有高度的指导意义。他比苏联的戏剧家们还早地认识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个表演学派对于当下真正的意义，而且不是生搬硬套。每个行当都有一个高度，如同柴可夫斯基、贝多芬之于音乐，也如同伦勃朗、莫奈之于美术，现代戏剧导演艺术的高度就是焦先生。《百年巨匠》能让更多年青演员们看到有这么一个高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