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技工生存现状：无编制无职称甚至无保险

　　南昌西汉大墓考古工地上的部分技工。本报记者 胡晓军摄

　　考古技工们在清理主椁室椁板。本报记者 胡晓军摄

　　12月15日上午，随着考古人员对主棺棺柩正式启动清理发掘，世人瞩目的江西南昌西汉大墓考古发掘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主椁室东寝东北部的主棺棺柩前，国家文物局所派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信立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具体负责南昌西汉大墓考古发掘工作的该所领队、研究员杨军，全神贯注、躬身以待。几个穿工作服的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用工具在主棺棺柩西南角撬起一条数厘米高的缝隙。

　　借助射灯光照，杨军探头仔细观察着棺内。“棺内比较整洁，有些文物保存较好。”随着他满意的话语，现场考古人员的眉眼处也涌现出喜意。

　　鲜为外界所知，这些身着印有“江西考古”字样工作服的汉子，大部分并不隶属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而只是编制外的聘用务工人员。

　　在考古业界，他们被称为“技工”。

　　“一流的考古需要一流的技工”

　　16日下午，南昌西汉大墓考古现场。为给清理发掘主棺棺柩腾挪出更大的空间，技工刘银怀和他的同伴们正在对主椁室东壁和北壁的椁板进行清理提取。有的人耐心地用小刷子清扫椁板，有的人精心地进行现场记录和绘图。工作中，他们神情专注，操作一丝不苟。

　　53岁的刘银怀是陕西宝鸡人，来到南昌西汉大墓考古工地已有3年。20多年前，他从在老家考古工地上铲土挑土的民工起步，开始进入田野考古领域。凭借着肯动脑筋、勤于学习、善于总结，刘银怀锻炼出扎实的专业技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先后参与过陕西岐山周公庙、陕西韩城梁带村等很多重大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他说：“这么多年下来，我对考古工作感情太深，离不开了。”

　　信立祥告诉记者，专家组一致同意任命刘银怀为南昌西汉大墓考古发掘的首席技师，协助领队开展工作。这位年近七旬的秦汉考古顶级专家很认真地说：“要说从考古发现的器物和痕迹中研究推断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制度等，他肯定不如我；但要说考古现场清理发掘，我肯定不如他。”

　　像刘银怀一样，在全国大大小小的考古工地上，有成千上万名技工活跃在考古最前线，从事对古代遗迹进行调查、勘探、发掘、测绘、记录、整理以及对文物进行保护和修缮修复等基础性辅助性工作。他们大多有着从民工到技工的经历，其中又以陕西籍、河南籍居多。

　　“考古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工作。很多技工有多年甚至几十年的考古工作经验，已成为田野考古的主力军，是考古界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和骨干力量。每一项考古成果中，都蕴含着他们的心血。他们的经验、技术，对于我国的考古发掘工作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专家组副组长、陕西省考古院原副院长张仲立说。

　　“一流的考古，不仅需要有一流的专家、一流的领队，也需要有一流的技工。技工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考古的水平。”信立祥说，“就像要打赢一场战争，既得有多谋善断的将领，也得有忠勇冲锋的战士。战士们同样是战场上最可爱的人。”

　　技工的生活工作好比“信天游”

　　12月17日上午，对南昌西汉大墓主椁室东壁和北壁椁板的清理提取继续进行。工作间隙，技工田社教从主椁室里出来，到休息棚给远在陕西临潼的家人打了个电话。他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小女孩儿的照片，那是他的外孙女。50岁的田社教腼腆地笑着：“很久没回家了，有点想他们。”

　　成为考古技工的20多年里，田社教参与过陕西秦陵、河南淅川坑南等众多重大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常年在全国各地辗转奔波，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很少。

　　“信天游”，专家组副组长张仲立用这个有着浓厚陕西韵味的词语，形容考古技工们的生存状态——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只是通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学习而提高业务技能；没有获得正式编制，没有技术职称，甚至大部分连社会保险也没有，只是按工时和工作量得到报酬；一个工地上的工作结束，便在相熟考古队或相熟技工的召唤下，背起行囊奔赴另一个考古工地，而这些考古工地，往往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少不了风餐露宿。“相比之下，南昌西汉大墓的工作条件是很好的。”田社教显得比较满足。

　　“就我所知，在我国考古界，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资深技工们，也没有学术地位、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经济地位，缺乏保障、默默无闻地当着临时工，可以说是一群在流动中挣扎生存的高水平专业人才。”信立祥说，“他们很不容易，我们的工作也离不开他们，但他们往往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这个问题，在我心里，郁结已久。”

　　“应像培养考古学家一样培养考古技工”

　　考古技工们的生存状态，对田野考古技工队伍的建设与发展造成了直接影响——人数总体下降、老龄化现象明显、人员流动性增强、人才紧缺情况突出。这在考古界已形成共识。

　　徐长青说：“技工岗位对现在的年轻一代没什么吸引力了，全国的考古技工队伍都呈现出青黄不接的态势。”

　　张仲立则用“后继乏人”表达他的忧虑。他指出，田野考古发掘和警方现场痕检一样，都不是简单劳动；一个高水平的技工一定是具有综合观察、综合分析、综合解决发掘问题能力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绝对不是在室内理论性教育所能培养出来的。“高水平技工的培养很难，都是靠长期实践中踏踏实实慢慢积累，掌握多少技能往往与工作年限成正比，并且长时间积累的经验不可复制。在具体发掘中，经验丰富的高水平技工不是我们专家学者所能够代替的。”

　　信立祥认为，要改变田野考古技工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现状，需要改善考古人员培养机制、改革考古技工用人制度、建立考古技工等级评定制度等。“多年来我们的体制多注重考古学家和考古成果、学术研究，忽视了考古技工和他们的实践经验。能不能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开设考古技工专业，让高水平技工们实地教学？能不能在聘用制基础上建立起一支较为稳定的技工队伍？能不能给技工们一个名分，让他们凭真才实学评得上技师、高级技师？”他说，“我们应该像培养考古学家一样培养考古技工！”

　　作为资深技工，田社教说，他在考古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心得和经验，但文化水平低，写不了论文，更写不了书，如果今后年老回乡，这些宝贵经验传不下去，确实很可惜。“所以每逢有学生来工地上实习，我都会很耐心地一点一点讲解，就是希望他们能整理、吸收我的经验。”

　　“尽管技工们在基础性考古发掘清理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无论在管理上，还是投入上，抑或是社会关注度上，都不够重视这一群体。我们希望包括文物管理部门在内的国家各有关机构能够形成合力，出台较为完善的政策，建立较健全的制度，建设好考古技工队伍，促进我国文物考古事业进一步蓬勃发展。”徐长青说。

　　（本报南昌12月17日电 本报记者 胡晓军 本报通讯员 高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