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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语文改革不应只在教材上下功夫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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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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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一位一线语文教师致信本报,他认为,目前语文教材存在两大明显缺陷:其一,过于超脱现实。翻开教材,似乎就翻开历史,回到过去。“翻开教材,似乎就翻开历史,回到过去。人教版五册必修教材,入选作品,除了古文就是近现代的作家作品,当代作家几乎没有,更不要说学生所普遍推崇的韩寒、郭敬明等同辈青年作家了。”其二,远离学生生活。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学生思想活跃,生活丰富多彩,而且都很现实。而作为课本,就没有顾及这一点,依然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板着脸孔说教。比如,唯有一篇课文反映的是与现代学生差不多大小的一群人物的生活,那就是《包身工》,可包身工们的生活他们完全陌生(据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仔细读完中青报这篇题为“一线教师呼吁:落伍的语文教材尽快脱胎换骨”的报道,归纳起来,传递的其实是这么一个观点:目前的语文教材内容太陈旧、脱离现实,离学生的生活太远、对学生要求过高(如“高中阶段,课外需自读文学名著5部以上,总量不少于150万字。教材里的古文,有一半以上要求背诵,每隔两三天就要背诵一篇课文。”)因此,我们的语文教材改革,应该跟上时代潮流,在古文或者其他陈旧的内容上减负,多一些轻松活泼接地气让学生感兴趣的内容。

  我们的语文教材有没有问题?肯定有。但问题是什么呢?“内容陈旧、脱离现实”显然只是一顶大帽子。所谓“陈旧”,可能是观念陈旧、价值观落伍,这个意义上的“陈旧”,当然需要改。但从报道中这位一线老师呼吁的内容看,要说的好像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教材里除了古文就是近现代的作家作品,缺少像韩寒、郭敬明等同辈作家的作品。

  如果把这样情况称为“陈旧、落伍”,并呼吁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跟上所谓“时代潮流”,我恐怕就不敢认同了。

  首先,我们的语文教材中,古文真的太多了吗?目前,咱们中学语文阶段文言文比例接近50%,这还是最近几年增加之后的结果。而在香港,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比例是6比4。在台湾,语文课本(“国文课本”)中,文言文比例接近7成,到高三后,甚至会增加到80%,其中,具体内容又以先秦诸子为主。 对比一下,恐怕实在不能算多。

  其次,我们的语文教材中,要求学生主要学习古典作品、近代经典作品,内容太旧、要求太高了吗?在美国,无论教育部还是学校,都不会印发统一教材,中学语文课深浅,各学校也是可选的,但无论哪种课程,大量的阅读都逃不掉:刚上初中的孩子,一个学期下来可能必须读6到7种风格的英文作品;而希望上好一点大学的高中生,平均一学期至少要完整啃下10本左右名著。从古希腊故事《特洛伊》、《奥德赛》,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再到近代经典《安妮日记》、《罪与罚》和《蝇王》等,都是学生最经常被布置阅读的著作。而且,与我们的语文课本主要收录选段不同,美国中学生一般都要求完整阅读某部著作,并按进度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在法国,中学生的“语文课阅读材料”涉猎非常广,除了经典法国文学作品,还须阅读萨特、加缪等看上去对中学生而言过于艰深的哲学作品。有媒体曾报道,2010年,法国中学会考作文,要求考生解释霍布斯《利维坦》(英国政治哲学巨著)和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的《神学大全》节录。

  所以,我想说,如果只从作品的创作时间为标准,来判定语文教材内容的所谓“陈旧、落伍”,显然不客观。而由此呼吁所谓“跟上时代潮流”的改革,也就更不靠谱了。

  记得莫言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虚伪的教育》,谈的正是他对语文教材改革的思考。在他看来,“教材仅仅是教育目的的产物,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就有什么样的教材。我们的语文教育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能够用独具特色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我们恨不得让后代都像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乖孩子,决不希望培养出在思想上敢于标新立异的异类。我们的孩子们的作文,也就必然地成为鹦鹉学舌,千篇一律,抒发着同样的‘感情’,编造着同样的故事。但是他们写给同学的信却是妙语连珠、妙趣横生。可见孩子们也知道,为上的文章,必须说假话,抒假情,否则你就别想上大学。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令学生们头痛、令作家们哭笑不得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章分析。这一招听说是从苏联学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这种方式,违背一般人的阅读心理,或者说违背人们的审美习惯。譬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依我看就是一篇略微带着那么一点病态的惟美的休闲文章,读这样的文章只要能感受到那么一种情调也就够了。如果非要从这篇文章里读出朱自清的爱国激情,非要读出朱自清对敌人的仇恨,这就有点牵强附会了。朱自清如果在天有灵,会不会在云端里发出冷笑呢?当然,你一个人愿意这样分析,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非要把你的观点当成标准,强迫学生接受,如果不接受,就判人家错误,这就有点霸道了。因此我想,应该允许学生对一篇作品作出他自己的、富有个性色彩的分析,只要是能够自圆其说,就应该算他对;甚至应该鼓励学生敢于标新立异,敢于与老师唱反调,与作家的创作意图不一样也没有关系。”

  我们的语文问题不是陈旧而是虚伪,这不简单只是学生的问题,也不简单是教材的问题。就像前面提到的《荷塘月色》,就算你以“陈旧、落伍”的理由把它取消了,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其他文章,但语文课堂上,如莫言所说那样“非要读出朱自清对敌人的仇恨”的思维不变,让学生说假话、抒假情,要求学生符合“正确答案”的教育目的不变,看不到学生的真性情,恐怕依然只能是换汤不换药的“伪改革”。本报评论员 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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