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基仁：负面事件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试图掩盖

　　孙杨误服兴奋剂遭禁赛被隐瞒了半年公布，舆论大哗。原本一桩并不大的事情，却因管理部门危机公关处置不当，造成了负面影响较大的公共事件。

　　兴奋剂其实很复杂

　　首先要说，反兴奋剂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兴奋剂的说法本身就不严谨，因为在违禁药物里还有一大类叫镇静剂。再比如大家经常说“服用兴奋剂”，其实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使用兴奋剂”，因为沾上兴奋剂已不仅仅是“服用”了，比如静脉注射、血液回输等。

　　因此，不能笼统地说运动员“吃药”，而要说是否“使用违禁药物”。要作此判断的依据就是所使用药物是否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禁药清单里，尿样检测是否呈阳性。不在清单里的药，就能用，哪怕它实际上“能提高运动成绩同时又对运动员健康造成损害”。

　　猫捉老鼠游戏

　　全球反兴奋剂领域，听到最多的是这两句话：一句是“猫捉老鼠游戏”，另一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一批专家在查禁药，另一批专家在研制禁药。而且往往制药的比查药的水平还高，造成了反兴奋剂斗争的滞后性。国际奥委会(包括后来的WADA)每年都认证几十个兴奋剂实验室，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从1990年以来每次认证都获得通过，在世界上也大概绝无仅有，这是中国体育的亮点。但同时世界上也有巴尔科实验室等一批科研机构在偷偷研制并指导使用高端兴奋剂。

　　比如EPO。在上个世纪末，有不少选手使用EPO，那次制药的明显走在了查药的前面，竟然靠传统的尿检手段查不出来。国际奥委会很着急，澳大利亚人也很卖力，终于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宣布采用血检手段能查出EPO。

　　这项科技进步也波及到了中国体育界。中国兴奋剂检测机构也很快掌握了血检技术，并在中国奥运代表团成立前查出了一批涉嫌使用EPO的运动员，包括几位名头不小的田径选手。

　　反兴奋剂的诸多难题

　　反兴奋剂领域最近二三十年始终面临着法律、资金、技术和伦理四大难题。比如，早些年国际田联一度考虑对首次使用违禁药物者禁赛四年，但遭到了欧美国家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损害了运动员的工作权利”，他们认为禁赛四年实际上是剥夺年轻人长达四年的工作权利，是不可接受的，也容易引起法律纠纷。

　　资金难题好理解，毕竟药检成本也不低。至于技术难题，除上面提到的查药赶不上制药外，还有一类违禁成分是人体本身自有的，给药检带来很大的困扰。比如睾酮，这类激素人体本身就会生成，一度有不少运动员就使用此种违禁药物。WADA把此类禁药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通过技术手段判定这种成分是人体自带还是摄入药物引起。问题于是来了，有的选手睾酮值检测偏高，他们就自称是人体自带的，你怎么判断是内源性还是外源性？

　　至于伦理方面，比如血检，就会跟一些国家的宗教习俗和人权条例有冲突。说起人权，就有好多运动员如此抱怨——大清早就有人敲我家的门，要查兴奋剂(注：飞行检查)，我还有没有人权了？药检人员也有苦衷——现在用药手段这么高超，我不这么查，哪能查出问题！

　　一次失败的危机公关

　　孙扬事件，暴露出国内体育界兴奋剂管理上的漏洞。WADA把万爽力中含有的曲美他嗪从今年1月1日起列为违禁成分，但总局科教司下发的药物使用指南中到3月仍标明为可用药品，这显然对运动队造成了误导。据比较靠谱的消息说，反兴奋剂中心曾给各运动队下发过一个关于从今年元旦起禁用曲美他嗪的文件，但孙扬团队为何没有看到？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显然，在此事上总局科教司和游泳中心以及浙江游泳队都或多或少负有责任。因此，本着对运动员负责的态度，希望今后方方面面少点推诿，多点反思，不要再出这样的漏洞。

　　其实孙扬误服曲美他嗪本身并不是多大的事情，但管理部门拖延半年才公布，引起轩然大波，自导自演了一出负面公共事件。现在大家不满甚至愤怒的并不是孙扬误服，而是为什么隐瞒了半年才公布？！

　　有负面事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试图掩盖负面事件。这些年这么多的社会负面事件不都印证了这个浅显的道理吗？

　　这是一次再失败不过的危机公关。多少年来，体育管理部门的习惯性思维和做法是对负面事件遮遮掩掩，致使质疑声不断，对中国体育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决策者对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从来就缺少反思，更谈不上吸取教训。他们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 (新华社记者 许基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