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防疫费来袭 财政应急能力迎考

　　多地财政防疫相关支出大幅度上涨。

　　例如，贵州省、甘肃省1—2月卫生健康支出分别增长49.7%、21.9%，吉林省仅2月一个月卫生健康支出就增长高达75.5%。

　　在地方财政拿出“真金白银”防控疫情的背面，则是各地财力普遍紧张的实际境况。

　　时代周报记者统计，截至目前，多省份2月财政收入出现下降，其中，山西省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降幅最大，高达39.9%。

　　首都经贸大学税收研究所副所长刘颖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财政趋紧问题已显现多年，各地在今年年初的地方两会上，都对今年的经济增长充满期待，并想方设法增收节支。

　　湖北省是复工最晚的省份，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日前指出，2月份湖北省财政“只有零星收入入库”，并表示，进入3月之后，湖北省的国库收入仍然保持零星入库。

　　对此，财政部3月开始对湖北按周调度资金，数据显示，3月第一周已经给湖北省提前拨付资金350亿元。

　　针对其他省份，财政部已经通过加快转移支付下达进度、提高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例等，多举共施支持地方财政。

　　但地方财政紧张问题成因复杂，中央财经大学中财—中证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增速放缓、减税降费都导致地方财政收入放缓，目前需要科学划分央地财政职责，进一步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改变地方财政紧张问题。

　　把握财政事权是核心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级财政疫情防控投入已达1169亿元。在地方财政趋紧背景下，目前最受关注的就是这笔千亿元规模的防疫费用，央地财政应当如何划分。

　　根据安排，各级财政所安排的疫情防控资金将主要用于患者的医疗救治、医务人员工作补贴，医院疫情防控物资购置、物资收储以及困难家庭救助等方面。

　　根据不同的用途，疫情防控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负担。

　　例如，在医务人员工作补贴方面，由中央财政承担。而在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所需的防护、诊断和治疗专用设备以及快速诊断试剂采购所需经费，则由地方财政全权负责安排，中央财政视情给予补助。

　　温来成指出，央地财政在划分防疫费用分配问题上，需要以财政事权的所属方为依据。

　　此前国务院办公厅曾发布的《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全国性或跨区域的重大传染病防控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为中央财政事权，承担支出责任方是中央财政。

　　温来成表示，新冠肺炎发生至今，已经是全国性的，因此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费用，支出责任在中央财政，但部分支出涉及基本公共卫生的部分，为中央地方共同事权，地方财政也需要承担一部分支出。“目前财政部公开的数据并没有详细阐述央地财政的划分标准，但总体来看，疫情防控原则上是中央财政事权，支出责任主要在中央财政。目前来看，确实也是中央财政支出比例更大。”

　　一位不愿具名的财税专家表示，本次疫情防控财政支出涉及财税领域范围较广，中央财政事权、地方财政事权、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均包含在内。在共同财政事权方面，通过分档，央地财政按照比例进行支付已是较为习惯的做法。

　　本次在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救治费用方面，就采用了分档的支出方式，由央地共同负责。根据安排，确诊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在基本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由财政兜底，其中中央财政补助60%，地方财政补助40%。疑似患者的治疗费用，由就医地制定补助政策并安排资金，中央财政酌情给予补助。

　　央地分担比例也早有规定。《通知》中明确，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属于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与地方分档按比例分担：第一档为8∶2，第二档为6∶4，第三档为5∶5，第四档为3∶7，第五档为1∶9。

　　至于为何以第二档进行分配，目前未公布测算依据，上述财税专家表示，通常情况下，分档按比例分担是以各地方财政实际情况为考量标准的。一般来说，中西部地区中央财政承担的比例较多，但本次不分地区，全国按照第二档进行分配，有关部门应该是通过一定的测算，综合考虑了中央和地方财政付出和承受能力的结果。

　　财税改革“进度条”加快

　　财政趋紧背景下，无论哪级财政出钱，钱用在“刀刃”上更为关键。

　　此前，有地区医院在为医务人员发放疫情补助时，因标准不合理的问题引发争议，出现行政后勤岗位比疫情一线医务人员补助还多的情况。

　　刘颖表示，虽然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支持了地方财政，但“行政岗位比一线医务人员疫情补助还多”现象的出现，也显示出目前转移支付仍然缺乏规范性。“此前曾出现所谓的‘跑部钱进’的现象是中央对地方财力支持缺乏规范性的体现，而本次在网上引起热议的医务人员补贴问题，说明转移支付制度最终落地环节和基础数据依据有待于规范和完善，缺乏相应的补贴对象、岗位的细则。”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央财政所承担的疫情防控费用，主要都是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或专项转移支付，交由地方财政，由地方负责具体支出的。

　　刘颖指出，为避免在其他方面出现财政补贴乱象，央地财政间转移支付，需要从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两个方面，去解决其精准性、科学性和合理性。“要完善相关的制度设计，尤其对支付细节加以把控，同时，健全监督机制，保障基础数据的准确性。”

　　实际上，转移支付缺乏规范性只是目前现有财税制度的不足之一。

　　温来成指出，本次疫情突如其来，考验财政系统的应急能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级财政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方面的改革。“这些年关于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讨论一直持续，1994年分税制实行后，在制度层面上导致地方财政存在一定收入压缩，为保障地方财力，更科学划分央地权责分配，进行改革已经是业内共识，参照《预算法》的思路，加快财税立法是解决的思路之一。”

　　疫情持续，地方财政承压之下，相关改革正在进行。

　　财政部日前发布《关于深入推进财政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在主要任务中，第一条即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意见》要求，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意见》中指出，到2020年底，财政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基本做到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

　　疫情持续，央地财政加紧配合。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2020年将有望成为中国财政法治化的大考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