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照分离”改革 自贸试验区全覆盖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的通知》，决定在全国18个自贸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12月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唐军在会上表示，这一改革将进一步降低企业准营门槛，使企业方便地开办、更好地发展壮大，也将为在全国实现“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取消审批13项，优化审批服务442项

　　“证照”常被比作企业进入市场的两把“钥匙”。“照”主要指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证”指的是各相关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证照分离”是中国近年来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证照分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办企业门槛，鼓励自主创业，激发‘双创’活力。”中国企业金融研究院院长巩宇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唐军介绍，此次自贸试验区“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的主要政策安排有三方面。

　　建立清单管理制度。将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纳入清单管理，清单之外不得违规限制企业进入相关行业或领域，企业取得营业执照即可自主开展一般性经营活动。清单实行分级管理，定期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分类推进审批制度改革。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四种方式分类推进改革。其中直接取消审批13项，审批改为备案8项，实行告知承诺60项，优化审批服务442项。

　　完善改革配套政策措施。规范企业经营范围与申办经营许可的衔接，强化涉企经营信息归集共享，持续提升审批服务质量和效率，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坚持依法推进改革。

　　唐军表示，建立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制度，是这次改革试点的亮点之一。通过清单管理实现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覆盖，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准入环境。

　　与“互联网+政务服务”相结合

　　“证照分离”改革不能“孤军奋战”，要与“互联网+政务服务”结合。唐军表示，“证照分离”改革和“互联网+”是全流程、全方位的结合，没有“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支撑，“证照分离”改革是不能取得良好成效的。

　　如何进行全流程、全方位的结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局局长熊茂平介绍，一是依托“互联网+”，实现精准“双告知”，让企业知道需要办理什么、到哪里办理；政府部门及时掌握相关企业信息，跟进服务，加强监管。二是依托“互联网+”，优化办事流程，推动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从申请、受理到审核、发证全流程“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三是依托“互联网+”，强化部门信息共享，最大程度减少企业重复填报信息和提交材料的情况。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在“证照分离”改革中，也对加强信用监管、促进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加强涉企信息归集共享，有关部门要将企业登记注册、经营许可、备案等信息及时归集至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并依法向社会公开。二是实行告知承诺制，依法查处虚假承诺、违规经营等行为，并记入信用记录。三是强化失信联合惩戒，有关部门加强信用监管，向社会公布企业信用状况，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此外，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刘长春认为，在“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具体落实过程当中，也要按照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依照法定程序开展相关工作，把法治的理念贯彻到改革全过程。

　　从自贸区全覆盖迈向地域全覆盖

　　当前，企业领取营业执照、从事一般经营项目的便利化程度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世界银行2020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开办企业”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当中排名第27位。

　　但是，“准入不准营”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唐军表示，企业在拿到营业执照进入市场的“大门”后，还进不了特定行业和领域的“小门”，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数量还较多、办理时间还较长、流程还不透明。这次改革就是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进一步降低企业准营门槛，使企业方便地开办、更好地发展壮大。

　　“先照后证”改革、“多证合一”改革……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推进“放管服”改革进程。2015年起，在上海浦东新区进行“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并向更大范围复制推广。在此基础上，这次国务院在自贸试验区推出“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覆盖了所有的许可事项，是对改革的持续推进和深化。

　　“今后的趋势不言而喻是要做‘减法’，进一步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另外，‘证照分离’改革一定要和事中事后监管结合起来，只有管得好才能放得开，管到位才能推动放到位。”唐军说。

　　据悉，此次改革在自贸试验区对许可事项实现全覆盖，中央层面设定的523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改革范围。下一步，待试点成熟后，还要实现地域全覆盖，在全国推开实施。

　　巩宇航表示：“证照分离经过试点，证明这项改革对于鼓励自主创业，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具有积极意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早有成熟经验，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困难不大。关键在于行政主管部门愿意放权，改变监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