笾豆静嘉仍染芸编昔日香--清末四大藏书楼的兴衰聚散

劫余幸存小琅嬛

杨保彝晚年乏嗣，收族人杨敬夫（字承训）为继子，嘱望綦殷，以求“藏书胜藏金，刻书如”之余绪不衰。然而，清末民初，日棘，时逢多事之秋。杨氏海源阁迭罹，散乱剽失之灾：咸丰十一年（1861），飙兴的捻军驰骋奔突，攻入山东肥城境界，杨氏陶南山馆别墅被占据，一半藏书尽付劫灰，中多宋元旧刻。宣统二年（1910），杨保彝去世，继子杨敬夫年幼，藏书偶有散出。初年，军阀拥兵自雄，战乱频仍。杨敬夫移居天津经商，携去部分珍籍，把二十六部子部、集部珍本以七万余元出售，被多位藏书家收购。1928年，西北军第十七师占据聊城，海源阁藏书受损，杨敬夫又将藏书中的善本装箱十余只，运天津保存待售。次年，王金发攻陷聊城，以杨宅为司令部，肆其凶毒，宋元秘籍与金石书画被择其珍贵者饱掠而去。1930年，与军轮番进据聊城，长达八个月之久，海源阁再遭，事后王献唐亲赴调查，目击了劫余：“其书籍零落，积尘逾寸……每以阁籍炊火，旧书不易燃烧，愤言：‘谁谓宋版书可贵？’”许多书被割裂包物煮饭，或作枕头之用。劫后杨家派人点验家藏，损失过半，其中宋元珍籍靡有孑遗，其他图书也多成芸香残帙。名贵瓷器，散失殆尽。古墨一锭不剩，劫余的碑刻拓片散乱满地，被雨水冲淋后变成一滩滩黑泥，无只字完整。各室铺地长砖被掀，掘地丈余，。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记其事：“累世搜储祖逮孙，海源恨不在桃源。杨江王目参差甚，兵火之余百一存。”经此巨创，杨敬夫已如惊弓之鸟，遂，分装五十余箱，运往济南杨宅保管，聊城海源阁内片纸，人去阁空。被劫掠者多被变卖，民间。据雷梦水《海源阁珍本的散失》记述，1930年夏，北平琉璃厂崇文斋主人孙瑞卿由返乡探亲，乘火车至德县打尖，闲逛集市，无意间发现海源阁藏稀世珍本宋刊《童蒙训》两册，以廉价收入，返京后以善价售与北平图书馆。被事先运往天津者以八万元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后因笾豆静嘉无力赎回，被“存海学社”聚资赎买。1945年11月，被北平图书馆用专款收归国有，1946年2月，运至北图设专室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傅增湘、刘少山、邢之襄、潘周、陈、莫伯骥等私人藏书家将手中海源阁旧藏纷纷捐献，入藏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事后被运往济南者1947年被山东图书馆收藏，多为明、清版本。此外，还有三十六种旧藏珍品于抗战期间寄存美国图书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移存中央图书馆。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古代文化典籍最丰富、藏书最早的国家。古人对书籍十分钟爱，常以香气浓郁的复叶芸草护书，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古人藏书辟蠧用芸。”因而以芸香、芸编、芸帙代称书，以芸窗、芸馆指书斋，以芸扃谓藏书处。古代藏书发轫于商代甲骨和周代守藏室，私家藏书则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子藏书。汉魏以后，藏书楼开始出现，历代相沿不绝。宋代，随着雕版印刷的兴起与推广，私人藏书日增，藏书楼不断涌现。延至明、清两代，臻于鼎盛。在近现代图书馆出现以前，古代藏书楼对保存历史文化遗产、促进文献功莫大焉。然而，这些藏书楼的兴废、图书的聚散与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每当季末失驭、社会动荡、国运沦夷、兵燹、民生凋蔽、文化恶劣，藏书楼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殃及，以至于书厄频仍，历逃。清末四大藏书楼以秘册精椠、庋藏丰富闻名一时，它们是浙江湖州陆氏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寻绎这四座藏书楼盛衰聚散的命运，更能出文化事业“与国脉休戚与共”的至理。

皕宋楼所藏秘笈精椠多名家旧藏，有许多《四库全书》未收录或不同的版本，注重宋、元旧椠的同时，注重足本与全本。李莲在《皕宋楼藏书志》序中对其藏弆之书大加揄扬，认为超过天一阁藏书。其实，皕宋楼与天一阁，雄峙浙东浙西，各有千秋，难分轩轾。陆心源藏书、著述劬以毕生，未尝或懈，临终前遗言，“训嘱诸子保存好图书，勿令散失”，以期诗书传家，子孙永宝，旧业不坠。

其子瞿镛（1794—1846），字子雍。贡生，曾分任宝山县学训导，不久辞归，秉承父志，谨守不渝，成为铁琴铜剑楼第二代主人。他克振家业，节用勤搜。一时间，的书贾盈门无虚日，遇有流传绝罕之书，瞿镛不惜重金，甚至质典腴田，易赀蓄之而后快。后来，苏州藏书家汪士钟的艺芸书舍藏书散出，大半为瞿氏收购。月聚岁增，缥囊缃帙，盈卷累轴，瞿镛坐拥百城，日夕赡对，解颐娱目，怡然忘倦，撰《望江南》词证之：“吾庐爱，藏弆一楼书。玉轴牙签频自检，铁琴铜剑亦兼储。大好似仙居。”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藏书管理和使用，瞿氏并非矜秘其有，深藏严扃，除设有专人管理，每年曝书，历久不蠹，保持宋、元旧椠一如新装之外，对嗜书励学之人和欲参观珍秘者，允许入楼，但不外借，辟有专室供读者饱览，且供应茶水膳食。后有不肖者乘间窃书，瞿氏遂扃其楼钥。

海源阁第二代主人杨绍和（1830—1875），字彥合，号勰卿，杨以增之子。同治四年（1865）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官至侍士。精训诂，尤善鉴藏。其父在道、咸年间尽收南方之书，他秉承父嗜，不惜耗资，在北方收藏的业绩同样不俗：辛酉，顾命八大臣或杀或贬，清室怡府明善堂藏书多为杨绍和购藏。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诏令各地进呈图书。怡亲王允祥被特许没有进呈。允祥积学好古，怡府藏书由何焯介绍，收得南方名家藏书。从允祥至弘晓，建乐善堂、安乐堂、明善堂以藏书，大楼九楹，积书满溢，宋版书籍多达数百种。端华为弘晓，为顾命八大臣之一，事败被杀，藏书散出，流入京城隆福寺书肆，杨绍和在京任官，购得宋版书百余种。至此，南方江浙藏书精华与北方王府书中珍品均被海源阁所获，其庋藏富赡称雄当时，傅增湘在《海源阁藏略》中盛赞：“如入琅嬛之府，登群玉之山，目不暇给，美不胜收。”

杨以增同年好友梅在《海源阁记》中说他：“无他好，一专于书，然博而不溺也。”杨以增在江南河道总督任上八年，广结文士，官迹所至，倾力搜集珍本秘籍，借主管河道的便利，近水楼台，用漕运船运回聊城。时值江南地区战乱之后，江浙私家藏书流失星散，先后纳入杨氏囊中。其藏书渊渊有自，多为名家故藏：如苏州汪士钟艺芸书舍的藏书被杨氏收购。艺芸书舍藏书颇精，清初钱谦益绛云楼烬余归其族孙钱曾，一部分为毛氏汲古阁收藏。后汲古阁书散出，为徐乾学传是楼、季振宜静思堂所得，这些南方藏书大家的书又大多为黄丕烈礼士居收入，最终为汪士钟聚得。汪氏之书，除一部分流入铁琴铜剑楼外，大部分为杨以增罗致，其中经黄丕烈手校之书多达八十余种，因此，江标《楹书隅录跋》说杨氏藏书：“大约吾吴旧籍十居，荛翁（黄丕烈，字荛圃）之所藏则又中居其七焉。”

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主人瞿起凤（1898—1987），字熙邦，瞿启甲第三子。自幼受家庭熏染，得名师指点，邃于目录版本之学。他与两位兄长瞿济苍、瞿旭初商量，遵承父志，将藏书分三批捐献给国家，归藏图书馆。据冀《古籍善本十五讲·铁琴铜剑楼藏书的收购入藏》，瞿家以捐赠和卖书两种形式，将藏书出让。1950年1月7日，第一批书捐赠五十二种，卖三百零四种，在这批宋、元、明善本中特别有价值的有一部宋版围棋谱《忘忧清乐集》，为硕果仅存的孤本。陈毅元帅曾委托图书馆复制了一部，制成宋版蝴蝶装式样，赠送日本友人。１月10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致函瞿氏三兄弟表彰：“铁琴铜剑楼藏书，保存五世，历年逾百，实为海内私家藏书中最完整的宝库……此项爱护文物、信任之热忱，当为所共见而共仰。”同年３月，第二批卖了一百二十三种宋元明善本书，其中元刻本《契丹国志》为孤本。两次合计捐书七十二种二千二百四十三册，作价旧币一亿元。1953年3月，第三批捐赠宋元善本九十七种，卖三百余种，其中捐赠的《王黄州小畜集》以宋刻本闻名。有部分卷帙为抄配，是清代吕无党吾研斋抄本。书中“留”字均缺一笔，经鉴定为吕留良家抄本，为清代的漏网之鱼，堪称珍贵。此后，瞿氏兄弟又捐献出不少珍本古籍、乡邦文献，数次捐赠图书馆的藏书合计五百九十五种，约四千册，善本多达二百四十二种，二千五百零一册。此外，还先后多次向常熟图书馆等捐献家藏珍贵文献，千种万册。瞿氏五世勤求博访的珍藏历经风雨沧桑，最终化私为公，得到最好的归宿，足慰祖辈于泉壤。

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先后缮写七部，均仿宁波天一阁藏书楼规制建阁庋藏。北四阁分贮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园文源阁、紫禁城文渊阁、盛京文溯阁，用金线榜纸工楷抄写；南三阁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阁、杭州文澜阁。南三阁书册尺幅略小于北四阁，用坚白太连史纸工楷抄写，朱丝栏，间附精美插图。书衣装潢依经、史、子、集四部分别用绿、红、蓝、灰四色绢，与春、夏、秋、冬四季相对应，以包背装式样装成，以便检阅。卷帙浩繁，每部三万六千余册。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随后攻取镇江、扬州，江南公私藏书毁损。文汇、文二阁毁于战火，片纸。1860年３月、1861年12月，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州。兵火之余，文澜阁倾圮，《四库全书》大量流失散逸。丁氏祖传八千卷楼也，历劫荡然。图书不仅毁于太平军，也毁于清军，歹人也。杭州汪氏振绮堂藏书在“杭城两遭兵燹，散佚殆尽”，曾受到收复杭州城的湘军。1861年冬，太平军攻入杭州后，居民纷纷出逃。丁氏兄弟逃至城西留下镇西溪避难。一日，丁丙在镇上购物，发现商铺包裹物品的字纸竟然是《四库全书》的散页，急忙检查商铺的包装纸堆，有数十册《四库全书》！斯文坠地如此，丁丙不禁大惊失色。兄弟二人痛感《四库全书》散失，遂以拾残护典为己任，决意四出搜寻。他们招集胆壮之人，许以厚酬，组织家人一起冒险乘夜捡拾，在道间找到零简断缣数十册。夤夜躲过太平军岗哨，潜入西湖孤山脚下文澜阁，把狼藉遍地的《四库全书》收集成八百余捆。因丁英去世不久，遂以为父营葬修墓为名，不避艰险，昼伏夜行，往返数十里，摭拾文澜阁残籍，肩挑背负，用马车运出杭州城，至西溪，暂存于，辗转运往上海，妥为保存。同治三年（1864），战乱平定，阁书运回杭州，依类编目，归还府衙。因文澜阁毁圮，放置府学尊经阁暂存。为更多收集流入街市场的典籍，丁氏兄弟遍访书肆，出资购求，先后共抢救出八千六百八十九册劫后余生的《四库全书》。浙江巡抚谭钟麟把丁氏兄弟《四库全书》的事迹上奏朝廷，光绪帝下旨，命其兄弟继续搜罗散佚，抄补缺失阁书，并负责重建文澜阁工程。光绪六年（1880），文澜阁工程开工，次年告竣。丁氏兄弟受到朝廷表彰，上谕中称扬他们抢救、文献的义举“洵足嘉惠艺林”，丁申被加封四品官衔，丁丙则力辞封赏，以布衣终老。

陆心源（1834—1894），初字子稼，改字刚父，号存斋，晚年自称潜园老人。浙江湖州人，出身富有之家，年少聪颖，三十岁时已通“九经”，且精郑、许之学。他博闻强记，“薄富贵而厚于书”，“志欲尽读天下书，偶见异书，倾囊必购”。咸丰九年（1859）中举，曾游宦东南多年，官至福建盐运使。任职期间，勤求博访，肆力搜购宋、元旧椠，如鹊运枝，如燕衔泥，十余年间，不吝重价，积久累增。当时，江南地区历经太平军攻占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兵火延烧之际，故家藏书纷纷散出抛售，以求自保。陆心源先后收得上海藏书家郁松年宜稼堂藏书四万八千七百余册精本，河南祥符周星诒书钞阁、浙江归安严元照芳椒堂、浙江乌程刘桐眠琴山馆、福建闽东陈征芝带经堂等藏书各数万卷。后因与不合，陆心源乞假归里，在湖州城东远离市声沓嚣之地自辟小园，取名“潜园”，疏泉叠石，莳种花木，以藏书、著述终老林泉。因喜读顾炎武的《亭林》，心仪其人，仰慕顾氏的为人与学识，将自己读书处取名“仪顾堂”。从此，“誓墓不出，而求书之志益勤”。

为庋藏图书，陆心源修建了三座藏书楼：在故宅建了皕宋楼和十万卷楼，皕宋楼专贮宋、元旧椠，许多为《四库全书》所未收之书；十万卷楼则存贮明代以后的秘刻善本、名人手抄手校本与近人著作；在潜园建了守先阁，贮藏一般书籍，按四部分类排架。清代藏书佞宋成风，常以收藏宋、元版本自矜夸耀。乾隆年间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最初斋号“读未见书斋”，后得北宋刻本《陶渊明诗集》和南宋刻本《汤注陶诗》，乃颜其斋“陶陶室”。其后，宋版书收藏逾百部，遂筑专室贮藏，并榜其室名“百宋一廛”。而吴骞以其所得元版书甚伙，取室名“千元十驾”，以与黄氏矜夸争胜。陆心源因收藏宋版书二百余种，元版书四百种之多，专辟“皕宋楼”庋藏，“皕宋”，意谓宋版书二百种，寓意超过黄丕烈一倍之上。

瞿氏一门以耕读之家、庋藏之富而甲于一时，五代递藏，绳绳相继，历时绵长，在藏书史上可谓冠时独步；天留硕果，其后代化私产为公藏，使祖辈完璧奉公的夙愿得遂，其输归枢藏之举令人称道，千古可风。

海源阁第三代主人杨保彝（1852—1910），字奭龄，号凤阿，杨绍和之子。同治九年（1870）举人，官户部郎中，至总理事务衙门章京。珍守父、祖所遗藏书，递有增益。祖孙三代勤于编目，目索手抄，先撰成《海源阁藏书目》，后增删为《楹书隅录·初编·续编》二十卷、《海源阁书目》六卷、《宋元秘本书目》四卷、《宋存书室目录》四卷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艺芸散后归何处？尽在南瞿与北杨。留得宋元书目在，一编中有小沧桑。”据后世学者统计，海源阁藏书总数约为四千三百余部，十七万九千余卷。此外，杨氏家族踵承清末藏书家刊刻丛书之，刊印《海源阁丛书》共十八种。

珍籍东去待珠还

海源阁与铁琴铜剑楼齐名，有“南瞿北杨”之誉。瞿氏世居江南人文荟萃之地，占尽地利，收聚满坑满谷，但其家仅是当地富户，子孙多未出仕；而杨家虽在北方，既富拥资财，父子又均为进士出身，跻身官宦，学邃见广，有眼光善鉴别，并利用为官之便，将各地收聚之书辇运回故里庋藏。

丁氏八千卷楼所藏宋刊本仅四十种，元刊本约百种，数量虽不算多，但其藏书颇具价值。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论及其藏书佳处：“一为多《四库》修书底本，可以见当时修书之法制者也；一为多日本、高丽刊本，可以见异国风光者也；三则多名儒宿学所校；四则近代校勘家、收藏家所藏之书，丁氏亦有之甚伙。”柳诒徵在《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中评论：“清光绪中，海内数收藏之富，称瞿、杨、丁、陆四大家。然丁氏于文化史上之价值，实远过瞿、杨、陆三家。”

对于皕宋楼藏书栖迟海外、流入异域，中国学界无不疾首蹙额，扼腕痛惜。王仪通曾赋诗寄慨：“三岛于今有酉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愁闻白发谈天宝，望赎文姬返汉关。”将皕宋楼易主东瀛，比拟为汉末蔡文姬身陷匈奴，其可知。藏书家董康更发出“陆氏藏书志所收，俱江浙诸名家旧本。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的激愤之语，“台城之炬”，指公元549年侯景之乱，攻入梁首都建康台城（宫城），杀掠，东宫起火，“图籍数百橱，焚之皆尽”。其后，公元555年，西魏军攻破江陵，梁元帝萧绎恐典籍被虏，焚烧十四万卷古今图书。“绛云之烬”，指公元1650年，钱谦益所筑藏书楼绛云楼失火，其“所积充牣，几埒内府”的藏书焚烧煨烬。此二劫均为书史上惨祸烈灾。他由此联想到：“海内藏书家与皕宋楼埒者，如铁琴铜剑楼，如海源阁，如八千卷楼，如艺风楼，如长白某氏某氏等，安知不为皕宋楼之续？前车可鉴，思之兹惧。”流露出杞忧益殷之情。

书入“南图”成完璧

丁丙去世以后，丁丙后人经营丝业不慎，造成巨额亏损，负债待偿。时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皕宋楼藏书被日本强购不久。急景凋年，为弥充漏卮，丁氏后人也准备出售藏书以济燃眉。丁氏以经商致富而八千卷楼兴，又以经商失败而八千卷楼废。得此讯息，两江总督端方深恐八千卷楼重蹈皕宋楼覆辙，为防止珍籍外流，１０月，端方派遣与丁家有故交的江南图书馆总办缪荃孙、坐办陈庆年亲赴杭州，与丁氏后人协商洽购，丁立诚代表家族，缵承先人以国为重、以私济公的价值观念，愿以低价七万五千万元出售藏书，从而避免了这批书林璨珠流失境外。八千卷楼六十万卷藏书分三批辇送南京，入藏筹建中的江南图书馆（后为南京图书馆），在清凉山附近前任两江总督陶澍的惜阴书院旧址建楼存贮。因端方号陶斋，缪荃孙号艺风，楼名“陶风”，以记其盛。初建，鲁迅先生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教育部工作，余暇常与许寿裳去江南图书馆借书，曾利用八千卷楼藏书，整理、校辑《沈下贤文集》和《影抄小草斋本》，还将《沈下贤文集》中的三篇唐传奇辑录入《唐宋传奇集》。至今，八千卷藏书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南京图书馆，辟有专室收藏。

然而，世运迁流，人愿难遂。陆心源去世后，由长子陆树藩主持家政，经营湖丝生意。光绪二十五年（1899），陆心源感到以家族之力难以支撑皕宋楼藏书的管理与，遂寻求，致函上海工部局，表示愿将陆氏全部藏书捐献，拨出公地兴建藏书楼以贮书。因次年发生“庚子之役”而未果。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史称“庚子之役”，津京地区百姓和滞困两地的南方籍官商平民深受荼毒。身在上海的陆树藩被公推为中国救济善会董事长，为救援罹难解囊，先后营救南归人员六千余人，运回棺木二百三十余具，其中包括因抗击八国联军而殉国的直隶提督聂士成和直言劝谏而触忤慈禧太后被冤杀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位大臣。为此，陆树藩付出十万余两白银。次年，陆树藩又奉李鸿章之命，办理顺直救灾，为救助北方灾民，发放平籴救济粮，开办医疗局，治病发药，有“湖州善人”、“陆氏善人”美誉。但因遇人不淑，借款私人而未能催还欠款，造成五万两亏空。光绪二十八年（1902），陆树藩向两江总督端方，在沪建造藏书博物院，收贮端方所藏金石碑版、盛宣怀所藏古今字画和陆氏藏书，以垂永久。因端方调任湖广总督，设想终成虚愿。不久，陆家经营的实业失败，导因于日本的人造丝大量倾销东南亚市场，江浙丝商无力竞争，纷纷倒闭，陆家经营的上海振纶洽记缫丝厂也难逃厄运。陆家钱庄也随之破产。变卖家中古董不足以偿债，陆心源只得变卖在沪动产与不动产。迭遭不幸与打击，陆家债台高筑，家族生活也难以为继。无奈之下，陆树藩只有出售陆氏藏书以摆脱困窘之境。消息传出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曾赴京力劝管学大臣荣庆拨款收购，以充实筹建中的京师图书馆，但言不见用。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商议，准备从当时仅有的四十万元公司资本中抽出八万元买下皕宋楼珍籍，但陆氏索价十万元。当商务印书馆筹集款项时，日本三菱财团已捷足先登，以十万八千元低价，将皕宋楼藏书舶载而东，入藏东京静嘉堂文库。

海源阁第一代主人杨以增（1787—1856），字益之，号至堂，又号东樵，山东聊城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由知县累迁至江南河道总督。为官清正，体恤民情，与林则徐“同宦楚、豫、秦、陇”，二人“知之甚切”，“投分最密”。道光二十六年（1846），林则徐调任陕西巡抚，杨以增调任陕西布政使。后林则徐朝廷，举杨以增自代，杨以增被授巡抚职，又署陕西总督。不久调任江南河道总督，兼管盐务。

陆心源利本书，勤于研读，皓首穷经，潜心著述，编校文集，撰有《潜园总集》达一千零二十六卷，其中《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续志》四卷、《仪顾堂题跋》十六卷、《续跋》十六卷，考补《四库提要》之未详，发前贤潜德之幽光，合版本、校勘、考证三者之长，为后世所推挹。此外，他还利用藏书，刻印《湖州丛书》、《十万卷楼丛书》等，以广流传。光绪八年（1882），陆心源曾禀请当地官员，准备将守先阁藏书归公，对外，“读者不禁”，供人阅览。时间上比浙江绍兴徐树兰古越藏书楼1903年向社会还要早，堪称公益义举。他还因向国子监捐书并附所刊丛书，得到朝廷表彰嘉。

丁申（1824—1887），字竹舟。丁丙（1832—1899），字嘉鱼，别字松生，晚号松存。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身富商大户，书香门第，家世有藏书之习。其祖丁国典仰慕远祖北宋丁觊藏书八千卷，在杭州梅东里造楼贮书，也名之为“八千卷楼”。其父丁英克绍其裘，遍读家中藏书，往来齐、楚、燕、赵间经商，“箧中以书史自随”，不废。遇有秘籍精椠，力事购致，月聚岁增，插架琳瑯，积书数万卷。丁申、丁丙兄弟二人薄于仕宦，嗜学成性，酷爱藏书。父亲，晨书暝写，历久如一。经过三十年的穷搜博采，节衣缩食，聚书八万卷。兄弟二人合力藏书，又博极群书，时人称之为“双丁”，与杭州小山堂赵氏“二林”（赵昱、赵信）媲美。

瞿氏第三代瞿秉渊（1820—1886），字镜之（一作敬之）；瞿秉清（1828—1877），字性之（又字浚之）。昆仲二人敬守二世珍藏，不懈益勤。在其父所编《恬裕斋藏书目录》的基础上，延聘两位学者季锡畴、王振声协助校勘、增补、编目，撰成《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收书一千三百余种，其中宋版书一百六十一种，金刊三种，元本一百零五种，于咸丰十年（1860）先付梓经部。当年，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于江浙地区，太平军攻陷苏州，进取江阴，常熟一日数警，清军败兵溃至，惶惶，瞿氏兄弟载书避地江北，间关转徙，播迁凡四年，五次易地转移，颠沛，艰苦备尝。第六次转移时，被居处主人调包偷换部分藏书。第七次转移，兄弟二人拣选出宋、元刊本、精抄本千余种，汇集成十个大夹板，冒险渡江，暂存江北海门县大洪镇。同治二年（1863），局势稍定，把分散各处的藏书陆续运回，损失十分之三。遂请画家吴冠英绘《虹月归来图》以记其事，遍请题咏。翁同龢题跋云：“瞿氏三世聚书，所收必宋元旧椠，其精者尤在经部。乾、嘉以来，通人学士多未得见。龢尝戏谓镜之昆弟，假我二十年日力，当老于君家书库中矣。”战乱中《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经部三卷书版被毁，瞿氏兄弟又礼聘吴中名宿管礼耕、王嵩隐、叶昌炽重加校订，经、史两部完成，子、集两部尚未告竣。

由于归藏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中首尾完好全存者仅三百三十余部，抄补工作迫在眉睫。从光绪八年（1882）开始，丁氏兄弟组织人员，全面抄补文澜阁《四库全书》。丁丙制定了相关章程、规范、步骤，并提出预算。经巡抚谭钟麟批准，浙江布政使批款，专设了抄补局，最多时雇佣百名抄手，用统一印制的仿照阁书样式的纸张抄补，按章启动，从补抄卷数不多或版本稀少的开始，以《四库全书》采录典籍的相关版本作为底本进行补抄。丁氏兄弟率先献出家藏珍本，并向天一阁、抱经堂、寿松堂、恬裕斋、皕宋楼等各藏书处商借，按籍征求，据王同《文澜阁补记》：“或酬以缣帛，或易以琅函，或裹粮而往，僦屋佣抄，或航海而归，频年借补”，一书之抄，“必经十数转手，方得告成”，其艰辛可知。前后七年，至光绪十四年（1888），共抄补残缺者八百九十一种，全书抄补者二千一百七十四种，耗资五万余 ，库本存书和抄补库本达到原藏的十之。此后，随得随补，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抄补了三十八种，新建文澜阁《四库全书》已与原阁书数量相差无几。

促成此事的是日本人岛田翰。岛田翰（1879—1925）字彥桢，日本明治时期著名书志学者，其父为汉学家岛田篁村。他少有“神童”之目。大学就读于东京外国语学院清语本科，在书志学、校雠学方面显露出杰出才华。二十一岁时，经竹添井井介绍，调查宫内省图书寮所藏宋、元、明古椠本和日本古抄本，出版《古文旧书考》等著作。1903年，岛田翰初访中国，利用其姐夫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等关系，与京城学界有广泛交接。1905—1906年，他又赴江浙拜会中国学者，结识藏书名家，阅览古籍善本，一度造访著名学者俞樾，并参访藏书楼，受到礼遇，如丁氏八千卷楼，不仅允其登楼观书，且破例让他将珍贵图书借归日本。恰逢此时，陆氏因经营失败，加之救灾亏空，负债难偿，准备出售藏书，岛田翰见机不可失，遂陆树藩，从五十万元开始讨价还价，最终压至二十五万元出让藏书，自己可从中获得丰厚的佣金。他先归国谋诸宫内大臣田中光显，想让宫内厅购藏，但未获成效。又转而通过重野成斋向岩崎家族说项。三菱财团第二代主岩崎弥之助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出重金创建静嘉堂文库，取名源于《诗经·大雅·既醉》的“笾豆静嘉”，意指食器中的食物既好又美；委托一些汉学家广事收购，收得汉籍八万余册，包括明治二十九年（1896）从上海购入的四千余册，但多通行本，珍本古籍并不多。说动岩崎氏以后，光绪三十三年（1907），重野成斋假欧洲之行转道来华，与陆树藩在沪会晤，最终议定以十万八千元廉价将皕宋楼、守先阁、十万卷楼四千余部藏书售与三菱财团静嘉堂文库。岛田翰在《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中描述了购书经过，并不无得意地表示自己从中斡旋之功，认为此“不亦之大快事乎”！光绪年间，驻日随员杨守敬因缘际会，在民间淘得珍本汉籍与和刻本三万余卷，任满船载而归。此举在日本掀起议论风潮，引起日人对古籍的重视。岛田翰甚至认为，购得皕宋楼藏书“倍蓰于昔日所失也”，是“于国有光”的行为。得到皕宋楼旧藏后，静嘉堂文库一跃成为日本收藏宋、元古本数量最多的文库，汉籍善本多达一千一百八十三种，其中宋、元刊本二百八十二种。使其收藏的中国四部典籍趋于完备，更有一些中国国内已经绝迹的孤本，如宋刊本《说文解字》，并由目录学家河田罴编撰了提要式汉籍目录《静嘉堂秘籍志》。

以后，中国学者多次访日，寻求中华古籍，如董康、张元济、傅增湘，遍观静嘉堂文库，影照皕宋旧藏多种，回国影印出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日恢复邦交后，赴日访问静嘉堂文库的学者日渐增多，如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于1985年夏访日时往访静嘉堂文库，一睹陆氏旧藏，大慰平生渴望，撰有《“皕宋楼”旧藏别来无恙》，对文库保存完好的宋、元版书墨色香淡、纸质莹洁印象深刻，感慨万千。大学严绍璗教授从1985年起，前后近四十次访日，多次赴静嘉堂文库，撰有《静嘉堂文库访“国宝”》等文章，看到数册《永乐大典》静静地躺在书库中，那是八国联军占据时被日本而去的，心中不禁为之抑郁。八十年代中期，中华书局傅璇琮主持校笺《李德裕文集》，曾托人从静嘉堂文库获得皕宋楼影宋抄本《李文饶文集》，作为最佳底本。2000年，复旦大学吴鸥博士在东京期间，为校点整理《全宋诗·王质集》解疑而去静嘉堂文库，对那里工作人员良好的服务、安谧的永久留存下记忆，写下《静嘉堂文库读》以记其事。

丁氏兄弟一生聚书，笃信积财不如积书，嗜藏不怠。据胡凤丹《嘉惠堂藏书目序》，说他们“节食缩衣，朝蓄夕求，远自京师，近逾吴越，外及海国，或购或抄，随得随校，积二十年，聚八万卷”。孙峻《八千卷楼藏书志序》也说他们“弃车服之荣，乐琅嬛之业，恶衣恶食，朝访夕求。凡齐、楚、燕、赵、吴、越、秦、晋之间，闻有善本，辄邮筒往复，期必得而后已”。丁氏藏书楼总称“嘉惠堂”，取自朝廷谕旨中的“嘉惠艺林”之语。其兄丁申去世后，丁丙为继承祖、父、兄遗志，重建藏书楼，筑楼五楹，由大小不一的三幢藏书楼无缝衔接、连体构成。前楼双层五楹，正厅名“嘉惠堂”；楼上仍称“八千卷楼”，以慎终追远，追念先祖创楼功德，收藏《四库全书》采录的刊本、抄本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唐文》。后楼双层五楹，名“后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未收的刻本、抄本。西楼双层三楹，名“小八千卷楼”，楼上专贮各类文史典籍、地方文献的抄传佳本、著述稿本、编校定本。楼下设善本书室，专藏宋元善本二百余种和明刻精本，合计二千余种。丁丙为此亲撰《八千卷楼自记》以记其事，并其兄丁申之子立诚和儿子立中：“此吾祖吾父之志，吾兄未竟之事，吾勉成之，小子识之。”又命兄子立本书于墙壁之上，“以示后之子子孙孙永保之”，以期世代延续，踵接继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经瞿氏祖孙三代历时五十年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终于开雕刻印，梓行于世，父祖辈的终于如愿了。以后，瞿启甲曾任北洋议员，因不满曹锟贿选总统而去职。他积极倡建公共图书馆，1915年担任常熟县立图书馆首任馆长，并捐献家藏复本、邑人著述和乡邦文献副本，以充馆藏。1919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先后从铁琴铜剑楼藏书中借得八十一种宋元珍本作为影印底本，后来为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也尽出所藏，参与其间。其子瞿凤起曾撰文《铁琴铜剑楼与商务印书馆》记述前后经过。清末，杨守敬曾协助驻日公使黎庶昌在日本访书，辑印《古逸丛书》，影印《留真谱》，开风气之先；缪荃孙继之仿编《宋元本留真谱》，瞿启甲于19225年编印《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聊资研究版本之一助”，嘉惠士林。对此，周退密、宋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称道：“留得宋元书影在，千亿亦琼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江浙军阀争夺地盘，殃及常熟，为避兵火战乱，瞿启甲携书避居上海。抗日战争中，瞿启甲又将藏书移藏租界。辑有《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四卷。1940年，临终前，他语重心长地遗命子孙：“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

清初，私家藏书承明代遗风，逐渐形成以地域为特色的流派，如虞山（常熟）派有厚古薄今倾向，讲求收藏宋、元刻本、抄本、稿本，代表人物为钱谦益、钱曾、毛晋、季振宜等；浙东派则贱古贵今，重视当代史料，留意桑梓和乡邦文献，收藏地方志、登科录和明人集部，以天一阁为代表。皕宋楼主人陆心源承袭虞山派藏书的流风余韵，一生嗜书，积书多达十五万卷以上，以搜求的宋刻元雕图书专贮于皕宋楼，部居类汇，名重当时，称羡。

常熟自古是膏沃光晔之地，山翠联肩，湖光并影，崇文重教，人文蔚兴。元、明以还，藏书成风，至清尤盛。在虞山派藏书家中，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既博且精，堪称后劲，与山东杨氏海源阁并称“南瞿北杨”。

百川汇海归公藏

海源阁藏书价值极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组织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海源阁的“四史”成为前四史的参校本。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送给他的《楚辞集注》，即是以海源阁藏宋端平二年（1253）本为底本影印的。海源阁藏书以竭力搜求、勤于整理、缜密保藏驰名于世，成为私家藏书的大，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文渊阁、皇史宬、宁波天一阁并列为中国历史上官私藏书的典范。

丁氏昆仲八千卷楼之所以驰名东南，名满天下，不仅在于其藏书卷帙宏富，充笥盈架，更因为他们兄弟对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抢救、掇拾、抄补和重建做出了异于的贡献，堪称泽惠后世，功德。

铁琴铜剑楼第一代主人瞿绍基（1772—1836），字厚培，号荫棠，江苏常熟人。生于富康之家，自幼在其父瞿进思督导下读书，力学诗文，入邑庠，补为禀生。科场失意，一度代理阳湖（今常州）县学训导，不久以奉养老母告归，不复求仕。生平自奉俭约，唯书是嗜，不惜重金广购图籍，旁及金石，常熟张金吾爱日精庐、陈揆稽瑞楼藏书流出，珍本宋、元刻本多为瞿氏所收。苏州黄丕烈礼士居藏书散出的古籍也为其所得。他昕夕穷览，手抄，贉贉有味；加上继承父辈，多达十万余卷，在城外南塘古里村建楼“恬裕斋”以储书。楼名取自《尚书》中“引养引恬”和“垂裕后昆”中的“恬”与“裕”两字，意为让子孙长守于此，安享读书乐道的恬静生活。恬裕斋后因避光绪帝讳一度改称“敦裕堂”，又因家中获藏名琴一张、铜剑一柄，嘉庆年间，此楼又名“铁琴铜剑楼”，后世因之。

光绪三年（1877），瞿秉清去世。其小儿子瞿启甲（1873—1940），字良士，别号铁琴，成为传人，以能藏善守闻名。他谨遵先人书“鬻及借人为不孝”的遗训，守成祖业，搜求遗帙，致力尤挚。据觉迷《铁琴铜剑楼藏书》记载，瞿氏藏书，多为大内所无。有一种藏书为光绪帝所赏识，欲得其书，许以三品京堂官，发帑币三十万两求之。瞿启甲不为所动，以先朝颁有诏书，应恪守祖训，竟不奉诏，婉言回拒。宣统元年（1909），两江总督端方以保存国粹为名，派曾朴、舜年二人赴常熟游说瞿启甲，准备将其藏书征入京师图书馆。瞿启甲，并托人多方疏通，清学部饬令改为“酌量呈献”，瞿启甲为息事宁人，请人缮抄复本七十一种，拖延至宣统三年（1811）呈送学部，后归图书馆收藏，现存国家图书馆善本库。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历时百有十年，四代赓续，南北精帙，萃于山左，海内仰之。然而时逢衰世，屡罹兵匪劫掠，藏书星散。天意垂怜，劫余之书万帙归公：宋元珍本归藏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明清普通版本悉归图书馆。可谓不幸中之大幸。

根据陆心源玄外孙徐桢基的统计，陆氏藏书最终集中于三个去处，除精品书出售于日本静嘉堂书库，还捐给国子监一百五十种，此外还将所遗守先阁藏书赠送给吴兴海岛图书馆。藏书家周越然在《皕宋》中提到，他曾于陆家书散亡后，购得八种皕宋旧藏，称之为“漏网之鱼”。

道光二十年（1840），杨以增在故乡聊城万寿观街东首北杨宅东跨院内兴建海源阁以藏书，楼名“海源”，源于《礼记·学记》“先河后海”之语，以海喻书，以为“学者而不观于海焉，陋矣”。二层楼房，各三楹，下为杨氏家祠，上为宋元珍本藏书处。楼下门前廊柱悬有木刻楹联：“食荐四时新俎豆，书藏万卷小琅嬛。”俎豆，为祭祖之物；琅嬛，相传为天帝神仙藏书之所。阁内单辟一室，专藏宋版善本与各校旧抄本，名“宋存书室”。后又得到宋版珍本《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四经和《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四史，镂锲精工，纸莹墨润，秀洁古劲，更因四经为东汉大家郑玄笺注，并世罕觏，因颜其室名“四经四史之斋”，珍若球璧，奉为镇阁鸿宝。后宅三舍，存放明清刻本，且藏碑刻拓片、金石书画、古玩瓷器等。更在肥城乡间别辟陶南山馆，贮藏大量图籍。

海源阁称“阁”即仿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管理上也一仍其制，“书不出阁，秘不示人”。据王献唐《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和现在》：“凡非契友，例不示人。杨氏旧例，其家中仆役，向不准其登楼，每有服役数十年，不得觇阁上典籍作如何形状者。”海源阁藏书名声远播，《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曾冒雪踏访，被拒不纳，刘鹗在客舍题壁抒愤，诗云：“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并入东昌府，深锁琅嬛饱蠹鱼。”

内容摘要：清末四大藏书楼以秘册精椠、庋藏丰富闻名一时，它们是浙江湖州陆氏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据雷梦水《海源阁珍本的散失》记述， 1930年夏，北平琉璃厂崇文斋主人孙瑞卿由返乡探亲，乘火车至德县打尖，闲逛集市，无意间发现海源阁藏稀世珍本宋刊《童蒙训》两册，以廉价收入，返京后以善价售与北平图书馆。海源阁藏书价值极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组织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海源阁的“四史”成为前四史的参校本。海源阁藏书以竭力搜求、勤于整理、缜密保藏驰名于世，成为私家藏书的大，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文渊阁、皇史宬、宁波天一阁并列为中国历史上官私藏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