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_体育小说排行榜
文汇报:你提到过是这本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把你弄病的，那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这段县城生活的经历，被阿乙安置在自传体小说《模范青年》中，书中的“模范青年”是他的警校同学周琪源。毕业后，两人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周琪源近乎地充实，学英语、写论文，想要离开县城却又被现实所，结婚、生子，染上疾病最后郁郁而终;“我”则不顾家里的，以一种被视为莽撞的姿态出走，成为文字工作者。“如果没有出来，我可能是不幸的那一个。”阿乙说。
病中的文学青年呓语般的碎片被收录在去年出版的《阳光猛烈，显形》中。这本随笔集收录了从2011年起的156篇文章，约半数是生病的创作。这种缓慢的碎片式写作是阿乙对卡夫卡式写作的践行，“没有读卡夫卡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推开文学那扇门。”阿乙曾这样表示。如今谈起这部带着一道坎似的宿命感的作品，他只轻描淡写地说:“原先的节奏是一年出一本书，住院导致两年没出书，就攒了这样一部随笔集。”
至于“劫后余生”，阿乙直言:很惨。大病初愈，他一度觉得自己的身体不能再胜任写作，但休养不到三个月，“瘾又犯了，贼性难改，还是去写作了。”这回，阿乙自己每天写两个小时，写作的工作在上午11点前完成，“相比以前，写作更有效率，每天写六七百字或改1000字是最舒服的节奏。抽烟才能写作、斗酒诗百篇，都是懦弱的借口。”
26岁起阿乙给自己制定读书计划，在外国文学的世界里地汲取养分。癫狂时期，他一天写作超过20小时，焦虑感也如影随形，一天只吃一顿饭，用咖啡、烟、酒等等刺激自己的大脑。“超越了写作本身，除了写作其他事情都不管了。我常在想，世界上如果有那么一个地方，大家都在写作，每人有一个房间，三餐固定，下午有人用机枪命令每个人出来活动，打牌、跑步、做游戏，晚上集体看电影，到9点就熄灯睡觉。我还想发明一种药丸，人不用吃饭，靠药丸就能营养还不用排泄，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和阅读，还想过做一个自动锻炼机……现在想来完全是，就是人的‘’所致。”阿乙自嘲地说。
文汇报:你常常否定以前的作品，对于喜欢的作家也常会不断、质疑和否定，比如你曾提过越来越不喜欢马尔克斯，这是一种习惯性的吗?
阿乙:我觉得我还是洪一乡出来的那个人，人最开始的十年就决定了他的一生，虽然你老想它。我觉得始终是融不进去的，我也不太愿意融入，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居住的地方，包容性很强，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写作、踢球和抽烟曾是阿乙人生的三大乐事，如今唯有写作一项。纽约书展时，阿乙自嘲不知道哪位“恩公”点名把他拉了进去。“以前想去纽约走一遍，写一个长篇，这两个任务都完成了，人生没什么可后悔的。”阿乙如释重负。
关于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病，阿乙在《不真实感》中描绘了一个“阳光猛烈，显形”的场景:“保安躲在处。卖煎饼的汗如雨下。高架桥上车水马龙。你拿着一张CT图，想到医生说，肺那里密密麻麻，阴影有点重，我们医院太小，你去大医院吧。”那实际上是他的真实写照。
阿乙:我当时看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经典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做了很多笔记，写作的原则大都根据这本书。小说叙事和新闻都讲究节奏，但新闻只要快速地把一件事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文学则要提供一个世界。比如庄园里发生了一起命案，新闻只要把命案楚，但文学要描绘整个庄园，里面有哪些植物，有多少女佣、来自什么地方……这和新闻报道的叙事是反的，是慢的。
“给了我很多超出‘艾国柱’的东西，当我在兴头上往前赶的时候突然住院，这时才过来。”如今，阿乙“松”了很多。有时他没来由地觉得自己是“地球生的贵族”，“什么都不在乎，也没什么好羞愧的，我安排自己的生活就是读书、看好电影，心里对什么都不怵，对和富贵也没有太大追求。”
近几年，阿乙不时在聚光灯下收获鲜花和掌声，但他的谦卑和对文学的热爱丝毫未减。谈到文学，阿乙说，“我想最终，我是它的仆人”。3月，他的又一本短篇小说集《情史者》即将问世。值此契机，本报记者两次与阿乙深谈，从身世和故乡、和想象，直到虚构与现实间的思考。
文汇报:从瑞昌县的生活、进入圈、开始写作，多重身份的转换会令你感到焦灼吗?
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写的是一位君主死后出葬的故事，小说从一场仓促敷衍的葬礼入手，讲述死者如何依靠和诈术对当地进行控制。
离开县城之后，有一次，阿乙梦到自己回到了瑞昌，在县里谋得职位，亲朋们无不关切，赞许他的回归。他在梦里落下泪来，醒来发现身在才安下心来。“无疑是噩梦。”他这样写道。
对“死亡”，阿乙曾有100种描绘，《阳光猛烈，显形》里好几次提到死亡、、“掉了”这样的字眼，在一篇名为《等待》的短文中，阿乙写道:“穿着呢子料的死神走进来，摘下手套，坐在空荡荡的最后一排，一言不发地端详着他。”
“文学提供一个世界，写作让人欲罢不能”
曾获《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凤凰网年度十大好书(《寡人》);《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南方日报》中国文学现场2月月度作家;《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华语文学传媒大最具潜力新人;《联合文学》20位40岁以下华文作家;《东方早报》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青年;蒲松龄短篇小说;林斤澜短篇小说;《小说选刊》双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他的作品有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随笔集《寡人》;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自传小说《模范青年》;短篇集《模范青年》(宝瓶);小说集《春天在哪里》等。
阿乙将“逃离”县城的经验视为通关，并为自己设定了“省城———沿海———直辖市———首都———纽约”的线图，凭着对写作近乎殉道般的癫狂，一顺风顺水地走来。直到2013年，一场大病突如其来，劫后余生，但治疗所服用的激素让这个曾经消瘦的文学青年胖了30斤。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止对文学的追求和思考。
阳光猛烈，显形
阿乙:今年大约要出三本书，马上要出版《情史者》，《早上九点叫醒我》的意大利版也将会推出。现在压力没有那么大，长篇写完再写任何东西都很轻松了，我在通过写短的东西，等待一个合适的长篇小说的机遇。
阿乙:我这个人终生都感到焦虑，当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因为迫切想要离开而充满焦虑，写作的焦虑更甚。焦虑成性的人每天都会给自己找很多工作来做，比如我在微博、微信上发了很多读书笔记，生怕自己不读书，就下意识地让自己随时随地都保持学习的状态。这种焦虑还表现在，比如我看电影如果开头不够吸引人，可能几分钟就换台了，我迫切地想接受好的东西。
文学青年的通关之
我看新闻时会下意识地找些写作线索，比如有个人出车祸死了，别人把尸体拿去当牛肉卖了，这可能是个假新闻，但我可能会写成鬼鬼怪怪的小说。比如有个农村的老头吵着要吃牛肉，在农村吃牛肉是件很大的事，附近也没有人杀牛，卖肉的骑车出去，天下着大雨，边有一具尸体，卖肉的一咬牙拿回家把肉剁了，拿到老头家，却发现他家大门紧锁，周围邻居说老大爷实在想吃牛肉就自己出门去镇里买……我想编这样一个故事。
阿乙将焦虑定为人生中第二档次的情绪，第一档次则是当怀疑自己得了肺癌时，检查持续半年，手术前，阿乙在一只手上写“别紧张”，另一个手上写“是又怎样”，他神经质地反复看着，如同等待判决的，“那时太恐怖了”。
作家阿乙去年去了美国。一群作家在华尔街参观，他注意到“一对特别土鳖的男女”，“一看就不是夫妻，男的穿皮鞋、夹公文包，带着厚重的手机套，风尘仆仆的样子，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这就是在洪一乡的我。如果还在那里，我可能已经当上了中层干部，带着情人来纽约，男的一在给女的介绍，就像一个美好世界的导游，但他实际上也是第一次来。他突然停下来说了句，一生一世，只为与你擦肩而过。这话一下子把我惊到了”。
阿乙则将这种丰富性归因于经验，这段经历让他变得异常。“人对会有、恐惧、谄媚等非常复杂的情感，大部分作者只会选取其中之一，但在我的小说里可以看到真实的市民与的关系，因为我既当又当市民，写作就是将这些微妙的东西写出来。”
阿乙擅长分析，前一阵他老是怀疑自己要死了，身体的疲惫导致反应迟钝，不想说话，走在上觉得随时会昏厥，令人更加，他下意识地将这些与死亡挂钩。“只要疲劳就会有这种感觉:代表死亡的白袍老人就要来了，如影随形。我害怕在面前出丑，但内心深处，这种恐惧逐渐加剧。”第一次与阿乙见面，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家中，与陌生人见面也难掩紧张和。这些都让人难以与印象中那个意气风发跨过山和大海，从洪一乡一抵达纽约的文学青年挂起钩来。
阿乙，原名艾国柱，作家。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做过、体育编辑、文学编辑。曾任《天南》文学双月刊执行主编、铁葫芦图书公司文学主编。
文汇报:在当编辑的经验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人物小传
文汇报:现在还是“心充满焦虑”吗?焦虑来自于哪些方面?
在采访中，阿乙不断强调自己是个“”的人，他将写作的和动力总结为“燃烧的文学来自持续焦虑带来的惩罚”。两次见面，他都不约而同地讲到了“猴爪”的恐怖故事，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从2008年至今出版的每一部作品，我自认没有哪部是质量很差的，决定出版前我都会细细筛选，写作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包括这种恐惧和焦虑，写作让人上瘾，欲罢不能。”
作家阿乙的经历在“70后”作家中显得有些特别:从、编辑到作家，最终选择以小说为业，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又改变了他近乎癫狂的写作状态。作家的人生也如同游走在虚构与现实之间，他坦诚地在去年出版的随笔作品《阳光猛烈，显形》中留下了很多关于生活和写作的线索，在文学价值之外，这部作品也是通往阿乙内心世界以及领会他的小说意境的秘径。
华尔街上恍若隔世的这一幕令阿乙回忆起来倍感唏嘘。从、编辑到作家，阿乙最终选择以小说为业。他说，立志去纽约时，正是在那特别土的洪一乡，“当地没几幢房子是二层的，在一栋民居的二层，一层是餐馆，没有柏油、水泥，面上只有泥槽。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被放在那么一个地方，我那时发誓一定要离开，当时觉得纽约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那么我一定要去那里走一趟。”
他曾是在传统父权下成长起来的压抑少年，曾是8年单恋的小镇落寞青年，也曾是乡村郁郁不得志的———这些生活经历，都成为了日后他写作中的重要景观与丰富底色。
疾病改变了阿乙的身体与容貌，但阿乙对文学的却一如既往。“写作有时让人欲罢不能，本来今天早上写1000字就够了，但是我太了，一定要把它写完，结果把一天的良好精力交出去了。”阿乙有些懊恼地说。一双的胖手在翻书时或剥龙眼时止不住地轻轻颤抖，那是服用激素的副作用。半晌，他说，你们有幸看到了我恐惧的状态，要不，喝点酒吧。
阿乙:不会，我只会为没有实现而感到焦虑。比如当时会因为没有成为编辑而焦虑，但当了编辑之后就把的生活抛在脑后，每一种新身份都是我想做的事情，就像为了喜欢的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甚至我有段时间跳槽很频繁，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换取对自身能力的认可。
本报驻京记者周渊
对话
(感谢界面新闻“正午故事”记者王琛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老想，现在只要在一个地方写东西就行，我的很低，也没什么大追求，已经进入了“老年时代”。(笑)
阿乙在多部作品中提到同事间一次打麻将排座次的经历，这几乎成为了他逃离洪一乡、逃离本名“艾国柱”的契机: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坐在北面，主任坐在西面，副主任坐在南面，作为科员他则坐在东面，因为某人手气不好，大家起身按照顺时针方向挪动了一次。于是二十多岁的科员坐到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座位，三十多的副主任坐到四十多岁的主任座位，四十多岁的主任“退居二线”，坐到了五十多岁老同志的座位。“牙齿变黄，皮肉松弛，头顶秃掉，一生走尽，从种子到坟墓。”
文汇报:县城和的经验一度是你创作的源泉，现在适应大城市的状态了吗?这两种生活分别给你的写作带来哪些东西?
作家坦言，33岁以前他根本没考虑过死亡。但那一年，60多岁的父亲得了重病，母亲身体也不好，他突然觉得人生与墓碑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那种摧毁是致命的。”
有一种说法，一个人谈论他所从事的行业越多，可能代表他的创作能力越差，做得好的人往往善于自省。在我看来，文学不此即彼，就我的阅读经验来说，我只对黑色幽默的作品有点反感。我努力地想把好作品中的营养吸收过来，很多作家还喜欢故弄玄虚读者，我很反感。
对于写作，阿乙称自己是运筹帷幄型的选手。他的计划性很强，打好大纲之后就会按条块完成。即使是创作那个把他弄病了的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时，尽管焦虑如影随形，刚住院时他仍计划带着电脑到病房去写作。
文汇报:近期还会有哪些作品问世?未来有何写作计划?
1997年，警校毕业的阿乙被分配回瑞昌，两个月之后，他被分到了更偏远的洪一乡，那是一段无处安放的青春。21岁的阿乙某天独自走过一座山峰，在山顶，他看见远处绵延的还是山，洼地里生长着和这边一样的房子，如果没有离开，他将和温柔的姑娘在此生儿育女，生活一辈子……时光暗沉，黑夜像两只巨臂将要箍向他，他赌气地发誓，现在就出发，去镇，去县，去市，去省城，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去纽约。他在脑海中想象着飞机飞过哈德逊河，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上留下阴影。这一场景与近20年后阿乙第一次去纽约看到的一模一样:“在纽约，高架桥上车来车往，街道清澈得可以照见人像，飞机的影子像鱼儿游过夕阳照射之下的摩天大楼玻璃墙。”他写下这样的句子。
阿乙对自己的“满月脸”惆怅而:“有时候真想大哭一场，但又觉得没有必要。”一发时，他注视着镜中的胖脸足足有半小时:人何以变成这样?变得自己都不认识了。他说自己终生都在焦虑，但多年来仍说不清楚自己是因写作而焦虑，还是因焦虑而写作。
在病床上，阿乙读完了9本《史记》。病中的种种焦虑，透过纸背清晰地传递出来:“每隔一阵子，病人就去领取一点活下去的时间。队伍排得闷而焦躁。慢慢蠕动、不安的怪兽。”“死亡是最丑陋的事，就像保安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个人从舞会抬走。”
写长篇太孤独了，有大能者才能胜任，我觉得我还不太行，从2012年一直写到2013年生病，写作时备受，写完只觉得它对不起我，一度不想出版。但现在回头来看，对它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地方，它或许也是对我过去创作的。
“体力和以前没法比，一天只能做一件事。”那次见面，他刚结束了短篇小说集《情史者》中最后一个故事《对的怀念》的修改，整个人看上去疲惫不堪。他说:“虽然我觉得(写作的成就)是用勤奋换来的，但实际上是。”
阿乙:让我保持一种对更好可能性的期待。一开始我对很多作家都很钦佩，之后他们就像躲开暗礁，比如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百年孤独》让人觉得像，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海明威、米兰·昆德拉等也是如此，基本上每位作家都会反思。
经历的灵感与始终面对让人变得有关。一般写作者没有这种概念。在我的小说里可以看到真实的人和的关系，从心理上我也想写好这些。
阿乙的首部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灵感也来源于经历和社会新闻:19岁的少年在高考前夕杀了美丽、优秀，同时身世可怜的女同学——一个常目中的完美宝贝，以此来刺激更有力的追捕，制造出一场自己的行动。
不是太勤奋，而是太“”
小说的英文版被直译为《一场完美的犯罪》(APerfectCrime)。《当代世界文学》的书评人撰文指出，隐藏在血液中的之谜涌出，《一场完美的犯罪》中混合着厌世、逃避现实、怪兽等令人不安的元素。阿乙将视角投射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法律变革。一如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在《发条橙》中营造的抽象且的世界，阿乙对人性有着更深层次的洞察，青年犯罪动机之丰富令人深感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