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吴昌华：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突破，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专访】吴昌华：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突破，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北京市植物园 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现场 拍摄：王磬 ：王磬| 发自格拉斯哥叶展航、郑萃颖| 发自北京 ：王磬| 发自格拉斯哥叶展航、郑萃颖| 发自北京 2015年的《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将全球

北京市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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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现场 拍摄：王磬

：王磬| 发自格拉斯哥叶展航、郑萃颖|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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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的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追求1.5摄氏度。而10月31日到11月12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有望将这一目标具体化，推动各国落实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与使命。这场大会也被英国首相约翰逊称为“人类十字路口的转折点”。

这也是中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一年后，再次进入气候治理这一关乎全人类命题的国际讨论中。

吴昌华是资深的气候专家，拥有多年气候谈判和研究经验，并积极进行关于气候议题的倡导。她目前是非营利机构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大中华区总裁，负责该组织在中国的战略发展和管理运作，在中国推动金融机构、企业、政府三方建立“低碳解决方案”。

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举行前夕，界面新闻专访了吴昌华，谈及了对本次会议的预期，气候大会的机制变迁以及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大国角色的思考。

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大中华区总裁，资深气候专家吴昌华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以下为采访实录，刊发时有。

界面新闻：从业内人士的角度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在哪里？ 对于目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关切程度，您个人有什么观察？

吴昌华: 联合国是受国际法承认的让全球各国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的权威平台。1992年，联合国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随后在1997年通过其补充条款《京都议定书》。但是公约本身更多提供一个总体框架，并未涵盖具体实施细则，于是在1995年柏林举办了第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到今年已经是第26届，所以也称COP26。它也是全球目前唯一由多边机制主导的最权威的气候治理平台。

过去一年里，国际上对气候问题的治理，出现了几个特别重要的突破。首先是人们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准确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今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研究可以看到，科学家通过气候模型（climate modelling），不仅能准确评估大气层中气体浓度所产生的局部升温效果，并能进一步揭示成因。现在大家对已经普遍认同气候变化的科学性。

其次是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感性认识非常强烈。近两年来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都表明，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加剧。无论是发生在中国以及欧洲的水灾，还是北美、南欧地区由于集中高温所引发的森林火灾，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让每个人都身处其中。

再次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研究越来越多。经济学的视角更多跟人而非科学相关，它需要考虑基础设施、社会政治等各个要素的影响，研究起来非常困难。但从积极的角度看，一方面，人们开始习惯量化气候变化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美国为例，有研究指出，今年截至目前美国本土已经发生了18场自然灾害，每一次灾害的损失都超过了10亿美元。还有研究认为，美国如果不采取充分行动，到本世纪末，每年气候灾害的损失将占其GDP的4%。另一方面，人们开始对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等节能减排技术的投入进行“标价”，比如像美国、欧盟等会明确表示气候变化治理所需的具体资金数额，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标价”过高，但在过程中所创造的就业以及提升的基础设施，也能避免或减少相关的损失。

我还想补充几个跟刚刚讲的大趋势相关的变化。首先是民众对气候问题的感性认知会触发危机感，随之便有改变的诉求。相关调查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公众对危机的认识越来越强，甚至愿意自己去承担一些行动的成本。选民的呼吁以及其他民间的自发活动构成一股特别重要的推动力量。另外就是资本，目前无论是在公共融资还是私人融资领域都已经在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比如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宣布不再对化石能源进行投资，包括中国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等，这些趋势的出现都在加速全球的“净零”进程。

所有这些迹象都在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就是人类在严峻的气候形势面前已经别无选择。当前已经有评估发现，在过去五年甚至是十年中，全球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进步都将被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自然灾害抹去。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界面新闻：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长期参与者，能否跟我们介绍一下气候大会具体是怎么谈判的？

吴昌华: 首先要明确的是，在气候大会的谈判中达成的协议并非立即就能生效，促成协议的签约国需要将协议中的目标纳入国家立法进程，使其真正落地。比如在1997年国际谈判形成的《京都议定书》，其真正的履约期是2008年到2012年，整个（从制定协议到真正履约）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与此同时，基于国际公约的复杂性，许多具体条款都需要不断地谈判去落实。

例如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时候，就有了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当时，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下，人们认为拯救经济要比气候环境的议题更为重要，加之作为主席国的丹麦在组织谈判进程中存在经验上的不足，谈判最后仅仅形成了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

到2010年在墨西哥坎昆进行的谈判中，吸取了很多哥本哈根谈判的经验教训，最终也形成了坎昆决议。尽管决议并没有达成非常实际的东西，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国际公约的决策方式，给陷入低谷的气候谈判进程注入了积极的力量。首先，各方对解决气候变化的认识不再局限于政府承担履约责任，而是要全人类共同参与。其次是决策机制的转变，尽管有两三个国家在谈判中还是投了反对票，但大会最终通过了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坎昆决议》，并对投了反对票的国家在文件中专门予以注明，这改变了以往的一票否决的机制。

再看2015年签订的《巴黎协定》，首先，自下而上的要素非常鲜明，不仅是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各种群体都参与其中，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一种集体行动。这里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国家自主贡献（NDC），就是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各种科学依据下，国家自主提出已有一定共识基础的减碳目标与承诺。在各种外部压力下，各国基本上不会提出特别落后的目标。另一方面，为避免行动懈怠、目标保守问题，《巴黎协定》提出了“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下，最好是1.5℃”的顶层温控目标，同时约定每五年对国家自主贡献进行检视，总结相关经验，并不断提升相关目标。

从《哥本哈根协议书》到《巴黎协定》，其中有个重要的变化。人们身处经济危机的困境时，没能看到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动产业成本下降的巨大潜力，而到了2015年前后，各方其实看到了绿色转型中存在的大量发展机遇。尽管《哥本哈根协议书》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还是做出了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必须成为缔约国才能享受这个惠益。尽管不同国家在这个进程中有很多不同的诉求，但最后大家还是同意了一起往前走。

界面新闻：对于这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最后能达成的协议文本，大家有怎样的预期？

吴昌华：这些协议其实都是不断生成的文本（working document），比方说之前中美两国气候特使就《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就展开了很多谈判。就大会而言，整个会议通常持续两周，在第一个星期结束后往往会形成几个版本的草案，第二周往往会进入文本的谈判，即各方对草案中打上括号的争议性内容做进一步商讨，并争取在最后拿出一个能敲定各方面细节的草案。整个过程中，谈判代表都会跟出席的部长保持沟通，最终形成的文本亦必须得到部长的签字才算得到承认。

界面新闻：如何看待美国在整个气候谈判的历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吴昌华：其实在《巴黎协议》出来后，时任总统奥巴马表示要签这项协议。就美国的立法机制而言，加入任何一项国际公约并不单单取决于总统的意愿，同时需要在参议院中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支持。尽管当时奥巴马非常积极，包括中美之间在气候变化上也是做了多达14次的高层沟通，但最终还是没能通过美国国会的批准。国会认为，单凭美国做出的努力无法获得很好的成效。特朗普上台后更是直接撤出了巴黎协定，直到今年1月拜登上台，美国才重新回到了谈判进程。事实上， 包括1992年时任总统老布什在巴西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后来的《京都议定书》，尽管这些协议都经过了美国的“炒作”，但最终在国内都未能得到国会的批准。

可以说，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美国的角色受到了极大的质疑。而令人振奋的是，中国和欧盟没有因为美国的进进出出而停止相关议题的推进。相反，过去几年里真正促进国际（谈判）进程的是欧盟和中国，我们一直坚定地举着这个旗帜，往前去推进。

界面新闻：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对于气候变化治理进程的影响？

吴昌华：疫情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问题后的一种反应。从生物灭绝的角度，在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一种病毒的存在已经剥夺了全球500万人的生命，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但与此同时你会发现，当人们的危机感愈发强烈后，人们对于当前采取行动的认识差距也越来越清晰。比如有研究发现，七国集团（G7）在应对疫情的经济拨款中，只有17%与绿色行动有关。

另外一个观点挺有意思的。疫情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和灾难，要集全社会、全球之力来应对，尽管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总体已经有一个清晰的解决路线图，那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对于解决气候问题有什么借鉴？

对地球而言，我们现在就需要全人类集全力来解决碳排这个问题。目前说的减排、净零排放，这是一部分，实现这些需要技术研发投入，再深入下去还面临更复杂的问题。比方说现在中国的煤荒，这是一个能源安全的问题，欧洲的气荒，也是个供应链的问题。美国的能源虽然独立，但同时也面临敏感的涨价问题。在全球能源安全的背景下，要打破原来的格局，石油垄断的格局，需要强化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利用与替代。任何玩弄地缘政治的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都是与人类的共同行动相违背的。

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现场 拍摄：王磬

界面新闻：除了国家自主贡献之外，强化资金流动也是本届大会的焦点。当前全球进行绿色转型的资金来源存在哪些方案？

吴昌华：钱变得越来越关键。

首先，对于更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要求气候治理资金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就像哥伦比亚总统说，哥伦比亚的温室气体排放仅占全球的0.75%，但同样在遭受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损失。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发达国家就提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用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现如今仍没有兑现，所以双方之间的信任根基非常脆弱。也因为公约里的承诺往往涉及国家的公共财政，必须走国内的立法流程，所以《巴黎协定》才提出，希望能撬动更多私人资本来推动解决。

其次，在全球疫情发生后，资本呈现了更多的复杂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他们有足够的财政和政策空间去拯救市场，但绝大多数的贫困国家本身没有这种财政能力，且本身就已经债务累累。如何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成为一个关键。金融是有规则的，评级体系的存在以及所需承担的借贷风险都是左右资金释放的关键因素，这也是为什么IMF开始积极参与到相关问题的讨论中。现在还有一种声音，就是呼吁发达国家豁免相关债务，以此弥补全球气候变化对其造成的损失，但这么做同时又会对（发达国家）的金融稳定性构成挑战。

再次，对于目前所投入的资金的使用战略上也存在广泛争议。过往经验发现，这些资金往往最后大部分流入中等收入国家而非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手上。对于气候减缓（mitigation）以及气候适应（adaptation）两种战略而言，前者更多涉及能源转型以实现减碳排放，相关的商业模型已经非常成熟，而后者目前还没有很成熟的商业链条。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明确表示需要将所筹集的资金平均地用于两大战略当中。

界面新闻：在此国际局势下，中国在碳减排的过程中，面临怎样的挑战？

吴昌华：在这些焦点之下，中国扮演的角色成为一个争议点。因为按照原来的公约谈判，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不必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但西方国家往往会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由进行施压，将中国从发展中国家阵营里边给拖出来。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来说，也在以“南南合作”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项目进行投资，包括亚投行的成立、“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成立“丝路基金”等。

可以预见到，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框架不断向前推进，至少未来5年或者10年，中国在节能减排上都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和困难。据估算，全球如果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量减半，需要减少250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而我国要想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相关排放量需减少140亿吨，承担全球将近一半的减碳任务，这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一些以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开始被重视。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昆明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大会，大家对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保护意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家意识到自然界在气候适应上存在的宝贵价值，开始出现了相应的投资机会。

《昆明宣言》比较振奋的一点是提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级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中，这句话很重要。“双碳目标”也是如此，为什么碳中和一下子成为这么热门的话题，是因为无论是自然的保护，还是碳排放的解决都已经被放在政府决策中的核心地位，环境保护不再被边缘化，这都象征着政策转型以及问题解决的一个开端。

界面新闻：我国提出在2030碳达峰的目标，给出了明确的时间限定，至少在国内已经觉得我们迈出了一大步，但即便如此，国内对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认知上，似乎还存在观念水位的差异？

吴昌华：是这样的。去年我们宣布“3060”目标，现在大家还没有弄明白很多事情，而双碳话题就已经过热了。由于碳达峰没说达到什么程度，没有具体的碳排放峰值，有些人会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把达峰的额度冲高一点。今年9月，有9个省被发改委点名上半年能耗强度不降反升，10个省份的能耗降低率未达要求。当然也不完全因为这个，还有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对中国供给的需求增加。

国家在能源安全问题上需要有一套体系，比方说需要对煤炭资源分阶段去除，得确保有替代能源上。尤其现在国内的压力，国际的压力都聚集到一起，所以中国的清洁能源转型一定会加速，这是毫无疑问的。

界面新闻: 每个国家的减碳、转型动力还挺不一样的。比如欧洲每个星期都有游行，今年德国大选的时候，刚刚获得投票权的年轻人很多都站绿党。您觉得发展中国家，他们减碳的动力来自哪里？

吴昌华：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有优先选择项。就像当年的金融危机，中国宣布出资4万亿救市，当时这笔资金投入市场，对解决危机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绿色产业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吸纳不了。

中国走的路，其实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借鉴意义，但多数国家由于它的政治制度、社会复杂度，实现不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极端贫困问题，这已经是蛮大的一个进步了。中国的经验是，要走出贫困需要满足一些必要因素，第一，看基础设施，第二，看国家的经济规模。作为人口这么多的国家，中国如果不经历工业化，很难创造充分的就业。所以中国的发展正好卡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末端的时间节点上。当西方国家工业化到了一定程度，人们不再忍受环境破坏、劳动力成本过高等问题，工业开始转移，我们承接了高资源消耗的产业。中国就是经历了这些痛，所以在发展过程当中在努力去改，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

产业转移是个可怕的魔咒，是整个人类发展的问题，它不是黑与白的问题。COP大会里面，欧美国家，一直习惯了世界的舆论舞台是他们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你是不是想讲、能讲，别人听不听你讲，都是个问题。

我提出过一个观点，看中国怎么在COP26上给自己设好定位，如何去展开新的叙事，一方面要在人类危机面前，承认事实和数据背后的责任，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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