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聚焦 | 代孕能否合法化？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可采取许可证管理

两会聚焦 | 代孕能否合法化？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可采取许可证管理快播你知道 近年来，有关“代孕”的话题多次引发公众热议。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将在全国两会上提交议案，建议在有条件允许代孕的基础上，严格区分合法代孕和非法代孕，并依法

近日有关于快播你知道的话题受到了许多网友们的关注，大多数网友都想要知道快播你知道问题的具体情况，那么关于快播你知道的相关信息，小编也是在网上收集并整理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接下来就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下小编所收集到的与快播你知道问题相关的信息吧。

点击（前往）进行了解>>

以上就是关于快播你知道这个话题的相关信息了，希望小编分享给大家的这些新闻大家能够感兴趣哦。

近年来，有关“代孕”的话题多次引发公众热议。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将在全国两会上提交议案，建议在有条件允许代孕的基础上，严格区分合法代孕和非法代孕，并依法打击非法代孕行为。

所谓代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即代孕母亲）借助现代医疗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及其衍生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委托方）完成妊娠、分娩的行为。从四川代孕妈妈遭客户“退单”，到某明星找海外代孕的传闻引爆舆论，针对代孕的规制亟待得到各方重新审视。

“相比国外，我国对代孕的研究起步较晚。由于对代孕的理解存在偏差，时下媒体多将代孕与传统意义上的‘借腹生子’混为一谈。实际上，一律禁止代孕并不能完全遏制代孕行为的发生。”朱列玉对界面新闻表示，有条件地允许合法代孕，平衡代孕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规范代孕行为，这样也可以兼顾有生育需要的特殊家庭的需求，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人类生育力下降已经成为公认的社会问题。朱列玉援引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报告称，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不孕夫妇约1500万对。其中，我国不孕不育的人数占适育人数的10%到12%，大约有4000万到5000万人群或面临无法生育的境遇。

与此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我国有大量独生子女家庭。部分已经超过适育年龄的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可能因为“失独”，面临年老后无子女赡养的境况。在此背景下，朱列玉认为，有条件允许代孕可以给有生育需要的特殊家庭带来希望，让他们拥有具有血缘关系孩子的机会。

针对生育权，我国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均予以了明确。朱列玉认为，生育权的实质在于生育自由，不孕夫妇通过妊娠型代孕方式进行后代的孕育，是行使生育权的体现，法律可以进行适当保护。而在妊娠型代孕的模式下，代孕子女的遗传基因均来自于委托夫妻双方，代孕子女与委托夫妻之间存在自然血亲关系，这种父母子女关系具有伦理上和道德上的正当性。

不过，目前我国对代孕行为采取一律禁止的态度。根据2001年卫生部颁布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下称《办法》）第3条第2款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办法》第22条第2项规定，医疗机构违法实施代孕技术的，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在2003年卫生部制定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中，明确在“保护后代的原则”之下，“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代孕技术”。

“在这种完全禁止的模式下，我国对代孕行为的打击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朱列玉表示，国内部分地区的“代孕黑市”活动猖獗，咨询量、订单量大增，代孕费、供卵费价格高昂。而由于缺少相关法律的规制，地下化的商业代孕引起的法律纠纷不能得到很好解决。

对此，朱列玉表示，在有相对健全的法律制度规制且不被滥用的前提之下，代孕行为如没有侵入他人的权利领地，并得到委托方与受托方双方自由意志的认可，不宜一禁了之。

“在现阶段，可以设定较高的代孕机构实施标准，如规定仅公立三甲及以上医疗机构有权实施代孕手术，以更好规范代孕行为。同时，建议通过行政监管手段对代孕进行全覆盖、零死角监管，保障代孕活动在国家监管下有序运行。”朱列玉表示。

朱列玉还建议，要明确代孕监管机构的责任，如对代孕行为采取许可证管理，事前对代孕委托方进行资格审查和对代孕协议进行行政审批，确保代孕委托方符合确无生育能力、确有生育需要及确有抚养能力的前提条件，审查代孕协议是否基于平等自愿的原则作出，代孕母亲的身体状况是否符合生育条件，代孕协议须被专门行政机关批准并予以登记后才可发生法律效力。而当代孕母亲生下代孕子女后，代孕方及委托方应凭代孕协议到户籍管理部门办理户口登记，以保护子女的利益。

针对非法代孕行为，目前我国法律规章对于商业代孕行为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刑法对于商业代孕行为亦没有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

朱列玉对此建议，非法代孕的委托方和代孕母亲主观恶意不强，且往往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可仅进行行政处罚，不进行刑事制裁。而对于代孕医疗机构和代孕中介机构而言，两类机构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且从事非法代孕业务的规模往往较大，以刑法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出发，在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对现行刑法进行司法解释，依法打击代孕医疗机构和代孕中介机构具有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