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封杀”特朗普背后：如何界定社交媒体的权力边界？

【深度】“封杀”特朗普背后：如何界定社交媒体的权力边界？xp挑战赛 田思奇 崔宇 在特朗普支持者于1月6日袭击正在认证大选结果的美国国会后，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决定惩罚这位仍然在任的美国总统。 Facebook和旗下Instagram要暂停特朗普账号至少两周，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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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思奇

崔宇

在特朗普支持者于1月6日袭击正在认证大选结果的美国国会后，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决定惩罚这位仍然在任的美国总统。

Facebook和旗下Instagram要暂停特朗普账号至少两周，直到拜登1月20日就任总统；谷歌旗下YouTube也暂停特朗普频道的发布权限一周；推特则封杀得更加决绝：直接永久封禁拥有8800万粉丝的特朗普个人账号@realDonaldTrump，并进一步“追杀”其团队账号，删除特朗普在总统官方账号的推文。

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10家社交媒体平台永久或暂时封锁特朗普的账号，或限制相关内容传播。当保守派选民转战标榜不监管言论的社交媒体应用Parler时，其立刻被谷歌和苹果从应用商店下架，又被亚马逊取消服务器支持，从1月11日起停止运营。

不少自由派用户欢呼雀跃，感谢推特终于完成他们早该完成的一件“好事”。但也有人担心，这些拥有上亿社交媒体用户的科技巨头权力过大，封禁账号的流程不够透明，干涉了互联网言论自由。

远在欧洲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态称，推特的做法“有问题”。她没有为特朗普辩解，但是强调，封禁社交媒体账号的相关法律应由政府制定，不该由私营公司全权掌控。

这场全网封杀特朗普留给人们太多疑问：社交媒体的封禁是否合理合法？这些平台在国会骚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平台是否应限制危险言论？为什么特朗普和保守派执意废除一项“第230条”来报复社交媒体？民主党把控的美国国会未来又将如何对待正接受反垄断调查的科技巨头？

封禁是否合理合法？

推特宣布禁令后，最流行的一个争议就是：这是否违反了以“保护言论自由”为核心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该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活动；剥夺言论或新闻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 也就是说，法律限制的对象是国会或美国政府，而非私营公司。

研究美国宪法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格雷戈里·马格里安（Gregory Magarian）对界面新闻指出，推特封禁特朗普账号，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其他限制，都没有违反第一修正案，后者只保护言论不受政府行动影响。

“社交媒体公司的确限制了言论自由，问题在于这些限制是否合理，”马格里安说。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人机交互中心社会信息学研究主任迈克·霍宁（Mike Horning）认为，美国人很难在合理问题上达成一致。

“这些行为虽然在美国合法，但确实引起许多美国人的担忧，” 霍宁对界面新闻说，“大多数人看重言论自由的原则，即使公司可以限制它，他们也希望看到开放的交流形式。永久禁令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在原则上是反民主的（措施）。”

推特首席执行官多尔西（Jack Dorsey）1月14日发推特称，他并不为特朗普账号被封感到庆幸或骄傲，但相信这是正确的决定。多尔西坦言，此举将对开放和自由的互联网产生负面影响，但这是公司为自我调整而做出的商业决定，非政府行为。

来源：视觉中国

Facebook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去年年中曾表示，他不认为平台应该充当“一切真相的仲裁者”。但Facebook依然在去年8月删除特朗普账号上的虚假信息，并在国会确认拜登当选总统后封禁特朗普账号至少两周。

但在马格里安看来，社交媒体平台给出的限制理由已经足够充分：

虚假信息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比如特朗普错误地声称有邪恶的阴谋窃取了他的选举结果。极端化和策划暴力行动也是如此。这些问题之所以在当下构成威胁，就是因为社交媒体让传播虚假信息和策划暴力变得更加容易。

当社交媒体公司试图阻止这些威胁时，就是在以一种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行事。

平台是否应限制危险言论？

虽然推特和Facebook让特朗普的反对者梦想成真，但这些大平台其实一直让对方有所不满。

早在2016年大选周期，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就被指认为“通俄门”的关键角色。按照美国情报机构的说法，平台上无数虚假账号传播的误导性信息对美国大选构成干预。

随后几年里，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数稳步增长，对极端言论的管控却似乎没有服众。当活跃用户特朗普不断发布争议言论时，推特认为出于公共利益考量，他的推文可以被贴上警告标签，但不会被删除，这让自由派十分不满。直到2020年5月，推特才首次为特朗普发布的内容添加事实核查标签，内容是对邮寄选票提出没有证据的指控。

软件工程师蒂莫西·阿韦尼（Timothy Aveni）的工作是防止Facebook平台传播错误信息。他在去年6月愤而辞职时表示：“多年来，特朗普总统一直是Facebook‘社区标准’的例外；他一次又一次地发布令人憎恶的、有针对性的信息……他被允许打破规则，因为他的政治演讲具有‘新闻价值’。”

当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出现后，扎克伯格予以妥协，宣布公司将采取若干步骤打击仇恨言论。然而骨牌效应已经被触发，不少大公司承诺暂停Facebook上的广告支出，试图迫使该公司加大力度打击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这些大客户包括美国电信运营商Verizon、欧洲快消巨头联合利华、可口可乐、本田等。

在许多人看来，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享受的特权，以及社交媒体对危险言论的监管不足，间接鼓励一些极端分子聚集，并散播阴谋论或分裂主义言论，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冲撞国会大厦事件的发生。

马格里安认为，社交媒体公司之前在限制其平台上的危险言论方面确实做得不够。虽然他们小心翼翼地不想限制言论自由，但科技公司早就应该尽其最大的技术能力取缔阴谋论团体QAnon、反疫苗的极端分子，以及其他提供虚假信息和暴力的人。推特应该做得更多，更早给特朗普的许多推文贴上虚假的标签。

但不幸的是，国会大厦遭受的恐怖袭击成为让社交媒体公司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必经之路。

至于总统所享受的特权，马格里安强调，总统的言论很重要，因为他很有权势。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他的发言可以造成更大伤害。这一悖论给社交媒体公司带来了挑战。平台可能倾向于对领导人的言论施加更多限制，原因是这些领导人，特别是总统，总是能够找到方法将他们的信息传达给公众。

“推特对特朗普的禁令伤害了他，因为推特是特朗普知道的一切。一位更熟练的政治家会很容易地求助于其他方法，比如新闻发布会，来传达他的信息。”

如何界定平台豁免权？

早在自己的推特被贴上警告标签后，特朗普就动用了报复推特的工具：他签署了一项行政令，下令要求重审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试图废除平台享受的广泛豁免。

该条款称：“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用户不被视为第三方内容的发布者。”意思是如果用户在Twitter或Facebook发布了违规内容，平台不会被起诉。这些公司可以为平台内容自行设定或松或紧的审查标准。

如果社交媒体公司失去第230条提供的法律保护，他们或将删除更多潜在有问题的内容，来避免遭遇更多诉讼。

与此同时，《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的第二部分还提到，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用户无需为以下事项承担法律责任：限制获取提供者认为淫亵、肮脏、过度暴力、骚扰或其他令人反感的内容所自愿采取的行动。例如Facebook可以屏蔽一些阴谋论或煽动暴力的内容，不会被内容发布者起诉。

然而将230条废除后，当平台删除大量有争议的内容时，也有可能惹官司上身。监管机构可以声称，社交媒体平台的过度删帖是在压制言论自由，故意遏制某一方言论传播。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还寻求将有关政治偏见的投诉提交给联邦贸易委员会，后者可以调查科技公司的内容审查政策是否符合它们的中立承诺。

马格里安强调：“大多数了解网络交流方式的人都会同意，简单地废除第230条将演变成一场灾难。如果科技公司要为它们传播的言论造成的每一点伤害负责，那么在线交流实际上就变得不太现实了。”

但为了更好地让社交媒体平台承担责任，马格里安认为可以在第230条上创建例外情况。和版权管理类似，在版权所有者要求下，网络平台应该删除潜在的侵权内容。政府可以使用类似的措施，在合理的程度上让社交媒体平台负责删除更危险的言论。

针对国会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霍宁指出，国会在起草法律时要注意这不会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也将是起草立法的棘手之处。未来的政策很可能会在公众对公开交流的兴趣，以及确保公共安全之间达到平衡。

霍宁表示，“公平地说，国会就社交媒体如何就被视为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讨论做出选择的问题提供更多指导，可能会减轻社交媒体公司的负担。”

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发生骚乱 来源：视觉中国

佐治亚理工学院交互式计算学院教授艾米·布拉克曼（Amy Bruckman）则认为，创建更多由价值观驱动的小型非盈利平台是让社交媒体环境变好的另一种方法，人们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网站。

她对界面新闻表示：“大型媒体平台正在从分享仇恨言论中赚钱，这激励他们更多地宣传仇恨言论。这些大型网站的设计是由最大化广告收入的愿望所驱动。但非营利网站可以思考他们正在帮助创建什么样的世界，并根据对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愿景做出决定。我们需要为许多非营利性网站提供公共资金，并为所有通过透明、民主过程创建的网站制定内容标准。”

欧洲如何监管科技巨头？

以推特封禁为首的社交媒体封杀在欧洲激起千层浪。当美国以第一修正案为基础赋予私营公司巨大权力时，大西洋对岸却在发起对科技巨头最严格的管控。

德国总理默克尔首席发言人斯特芬·塞伯特（Steffen Seibert）1月1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默克尔认为完全关闭一位民选总统的账户是有问题的。”像言论自由这样的权利“可以受到法律的干预，但在立法机构规定的框架内——而不是根据公司的决定。”

德国总理默克尔 来源：视觉中国

默克尔的立场得到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的呼应，勒梅尔表示，负责监管的是国家，而不是“数字寡头”，大型科技公司是对民主的“威胁之一”。

英国原文化大臣（现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表示，此举表明推特“做出了采编决定”，这会引发人们对他们的判断和监管方式的质疑”，暗示了社交媒体公司已经不仅仅是平台的事实。

德国柏林数字技术与社会发展智库“新责任基金会”（Stiftung Neue Verantwortung）专家朱利安·约尔施（Julian Jaursch）博士认为，关于提供网络信息空间的大型科技平台作用的争论，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中早已持续多年，但现在这已经进入政治议程。

他对界面新闻指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在规范言论方面，哪些权力应该留给私营企业。在某些情况下，政客们呼吁平台进行更多的内容审核，例如在处理非法内容时。但这也可能超出所有人的共识，就像封杀特朗普引起的质疑一样。

约尔施认为，政治领导人有时可以不受平台规则的约束，因为他们的信息符合公众利益。但与此同时，平台也表示，没有人可以超脱于政治之外，包括世界各国领导人。

“问题变成了由谁来决定这些情况，它的指导原则是什么，以及如何对决定提出上诉。所有这些问题目前都是由平台给出特定的回应。但像《数字服务法》一样，经过外部专家审查达成更一致的标准将是更可取的选项，”约尔施说。

2020年12月中旬，欧盟提交了两项旨在限制科技巨头的法案草案，分别为旨在解决该行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的《数字市场法》，以及迫使科技公司对其平台上的非法行为承担更多责任的《数字服务法》。

《数字服务法》主要针对那些在欧洲拥有超过4500万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它规定，这些社交媒体有审查和限制非法内容传播的义务，如未履行将视作违规。非法内容包括：恐怖主义宣传、儿 童性虐待材料、使用机器人操纵选举、散播有害公共健康的言论等。

2018年，欧盟还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通用数据保护法案》（简称GDPR），就被视为隐私保护领域“史上最严”的立法，大幅提高了对消费者数据存储和共享方式的要求。

佐治亚理工教授拉克曼在将出版的新书《你应该相信维基百科吗？网络社区设计和知识构建》中提到：“你不应该审查你不同意的言论，而应该用其他言论来反驳。实际上，（在美国）这已经演变成’政府不能审查言论，但私营公司可以。’我们没有阻止审查，只是下放权力。我认为美国应该转向更多欧洲式的言论法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就可能发表言论的标准进行辩论。”

民主党政府要反垄断清算？

面对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两院，科技巨头还面临更多麻烦。康奈尔大学数字和信息法教授詹姆斯·格里梅尔曼（James Grimmelmann) 对界面新闻表示，拜登政府时期，一场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清算即将到来。

曾在微软担任程序员的格里梅尔曼表示：“拜登政府将放弃特朗普政府对政治‘中立’的误导性关注（实际上这在推动企业偏向保守派），转而关注科技企业享有的过度经济实力。”

去年7月，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举行了一次反垄断听证会，调查四家科技巨头的垄断指控，包括Facebook、苹果、亚马逊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

Facebook、亚马逊、苹果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首席执行官 图片来源：CQ Roll Call

其中苹果和亚马逊面临的问题较为类似，即他们是否滥用了市场“看门人”的权力，剥夺了平台上其他企业的利益；Facebook和谷歌面临的指责是通过排挤或收购竞争对手，在社交媒体和搜索领域实现主导地位。截至1月16日，这些公司联合微软与特斯拉共同构成美国市值最高的6家上市企业。

去年12月，美国政府还和48个州和地区正式起诉Facebook，指责其滥用在社交网络中的市场力量来压制较小的竞争对手。另有多达38个州的总检察长表示，谷歌在在线搜索和搜索广告市场上存在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

除了推进反垄断调查，推动联邦隐私法也是美国政府的重要议题。约尔施指出，这将为公司处理用户数据提供一些规则和指导方针，而用户数据正是他们商业模式的核心。

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政治数据公司剑桥分析违规收集到数百万Facebook用户数据，精准投放大量政治广告。但这件让社交平台都成为众矢之的丑闻，实际上并未带来预期中的变革。丑闻曝光之后，美国政坛出现推动联邦数据隐私法的声音。但在两年多以后的今天，除少数州法律外，美国人的“隐私”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各大公司手中。

霍宁指出，美国的民主党人倾向于关注数据收集做法以及社交媒体如何使用这些信息，可能会看到对公民数据实施更多保护的政策，还会有要求社交媒体公司提高透明度的政策。

至于由封杀特朗普引发的内容管理方面，霍宁表示：“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政策一直试图鼓励更多言论，而不是减少言论。社交媒体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现代的公共交流形式，未来几年制定的政策将决定，这是否依然是美国在数字时代继续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