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养殖户面临艰难转型，业内建议政府降低帮扶门槛

野生动物养殖户面临艰难转型，业内建议政府降低帮扶门槛白草畔 “大的放生，小的进行无害化处理。”两个月前，河南省洛阳市李文辉养殖的200多只豪猪、1500多只果子狸全部处置完毕，但是，一种迷茫感随之而来，处于失业状态的他不知该如何转型。 李文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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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放生，小的进行无害化处理。”两个月前，河南省洛阳市李文辉养殖的200多只豪猪、1500多只果子狸全部处置完毕，但是，一种迷茫感随之而来，处于失业状态的他不知该如何转型。

李文辉的这种迷茫，最早可以追溯到今年初中国对野生动物养殖管控力度的持续升级。2020年1月，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后，人们将矛头首先指向了野生动物食用乱象。

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史上最严“禁野令”，要求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

5月29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首次明确家养畜禽种类33种，列入其中的动物，意味着按照家畜家禽进行管理，可以用于食用等商业利用，而竹鼠、豪猪、果子狸等常见的特种养殖物种并未列入其中。

9月30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关于规范禁食野生动物分类管理范围的通知》，竹鼠、果子狸、豪猪、狍等45种野生动物属于“引导养殖户停止养殖”的范围，有关养殖户将于2020年12月底前停止养殖活动，刺猬、豚鼠等19种野生动物则属于“允许用于药用、展示、科研等非食用性目的的养殖”范围，以上两类均明确禁止以食用为目的进行养殖。

实际上，几个月来，各地管控野生动物养殖的力度持续在加大。界面新闻从广东、江西、广西、河南、福建等多个省份的野生动物养殖户处获悉，各地对养殖的野生动物的处置方式主要有无害化处理、放生、观赏、转药用、饲养动物等，也有多地已向养殖户发放了野生动物退出养殖补偿款。

国家林草局此前通报，截至8月26日，共有25个省（区、市）出台了省级处置办法，19个省（区、市）制定了省级补偿方案，其中，江西、青海2省已全面完成在养野生动物处置。广西壮族自治区蛇类动物已处置75%，其他动物已全面完成处置。安徽、湖北、湖南、重庆、新疆5省（区、市）动物处置率达到90%。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禁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清退补偿方案。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目前，李文辉尚未领到野生动物退出养殖补偿，按照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向他口头承诺的补偿，大豪猪每头将补偿800元，小豪猪每头补偿400元，大果子狸每只补偿1500元，小果子狸每只补偿1000元。对此，李文辉算了一笔账，他能得到的补偿只占到总投资额的1/3。

“场地的成本比较高，但场地费用政府不作补偿，而且豪猪的补偿价格也偏低，实际上一头豪猪的养殖成本达到2000多元。”李文辉还养着100多只豹猫没有处置，因为当地政府仍未确定豹猫的补偿价格。

李文辉只是野生动物养殖产业从业者中普通的一名。据2017年中国工程院发布的《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16年底，全国野生动物养殖业总产值5206多亿元以上。其中，食用动物产业的从业者近626.34万人，创造产值1250.54亿元。

在江西吉安，袁军曾是特种养殖大户，他养殖果子狸已有八九年时间，“禁野令”颁布前他养殖了2000多只果子狸，前后投资了1000多万元。

“禁野令”颁布后，按照当地的标准，大果子狸一只补偿1650元，小果子狸一只补偿1100元。今年8月，袁军领到了野生动物退出养殖补偿款，但是他得到的补偿也是只能达到总投资额的1/3，厂房、设施等并没有补偿。

养殖场荒废了一段时间后，袁军也在考虑转型的问题，但现在的厂房、屋舍已无法利用来养殖其他动物，对他而言，转型就意味着重新开始。

广西自治区贺州市豪猪养殖协会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豪猪养殖协会之一，协会内有30多家豪猪养殖企业，存栏量到“禁野令”颁布之前已接近8000头。

该协会会长陈信创对界面新闻表示，今年9月份，贺州的野生动物退出养殖补偿款已发放到位，但对于一些大养殖户而言，损失较重，特别是那些养了三年左右的养殖户。

荒废的豪猪养殖场。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如今，贺州的很多豪猪养殖户还处于观望状态，并未实现转型。不过，从事豪猪养殖多年的陈信创，考虑到藏香猪有特色，肉香，已经转型为养殖藏香猪。

他指出，一些养殖户不敢轻易再从事养殖行业，因为养殖新的品种需要技术和投入，“隔行如隔山”，如果政府在资金上没有扶持，这些养殖户的转型会很艰难。

冉景丞是贵州省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管理站研究员、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禁野令”颁布后，冉景丞一直在调研野生动物养殖户的转型转产情况。他对界面新闻表示，一些养殖户在养殖的野生动物被处置后，有些人不得不到外面打工，也有些养殖户改为养牛、养猪或者种植农作物等。

“相比来说，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对‘禁野令’带来的冲击承受能力更强，而且他们可以重新去学习别的东西。但也有部分人曾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去学习特种养殖技术，现在面临转型，他们在思想和时间上确实面临困难。”冉景丞说。

冉景丞介绍，以贵州省为例，特种养殖行业起步较晚，大部分养殖户是2017、2018年开始大力投入，还有一些是2019年扩大生产，2020年初被迫停止交易时，这些养殖户只有投入，还没有看到产出。

今年3月，针对贫困地区养殖业受停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影响，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曾指出，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该转的转，造成损失的，政府将通过多种形式给予帮助、转产，养殖户也可以做一些替代产业。

冉景丞建议，农业部门可以出台帮扶养殖户的政策，降低扶持的门槛，或者让一些贫困的养殖户担任生态护林员等，让他们有收入，解决临时的困难，针对养殖户需要做到一户一策，像精准扶贫一样，清楚每一户养殖户的困难所在。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文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