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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随着最后1400余名受灾群众的撤离,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完成其临时安置点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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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随着最后1400余名受灾群众的撤离,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完成其临时安置点的历史使命。汶川地震发生后,绵阳市九洲体育馆成为北川县等地受灾群众的紧急安置点,最多时安置近4万人。 6月29日,北川县的受灾群众在等待接送他们的车辆。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 摄

  汶川大地震将记住一个特殊的日子:6月29日。这一天,紧急接纳4万多名受灾群众避难的绵阳市九洲体育馆,送走了最后一批人。

  50天来,数万张灾区群众的面孔,或悲伤,或茫然,或痛苦,或期待,一直牵动全世界的神经,揪紧全国人民的心。

  50天来,上千名中外记者纷至沓来,与受灾群众一起体验了痛苦、焦虑和期待,也见证了坚强、勇敢和关爱。

  当作别九洲体育馆的时候,人们深切感到,这里就是抗震救灾最生动的缩影。最悲伤的和最幸运的在这里汇集,最痛苦的和最动人的在这里交织。

  有谁会想到,一年前还有人批评九洲体育馆是“寂寞的体育馆”,质疑这座耗资亿元的体育馆经常“闲置”。如今在大地震中,它却成了受灾群众紧急避难的“诺亚方舟”。

  5月12日下午2时28分,汶川大地震暴发,灾难突如其来。漫天而起的尘土,遮蔽了烈日和长空。恐慌的人群,从川西北各个方向涌出。揪心的哀号和撕心裂肺的呼唤新利体育18,让天地变色、草木悲吟……

  惊魂甫定,北川县城的王洪芬直奔北川职业中学寻找16岁的儿子,但她找到的是儿子的尸体。那一夜,王洪芬与丈夫绝望地看着被夷为平地的死城北川体育教育类专业课程综合指挥室六大功能,抱头痛哭,彻夜未眠。

  东方放白,救灾部队一边抢险救人,一边组织幸存者向绵阳转移。此时,沿途不是塌方,就是巨石。摸爬一天之后综合指挥室六大功能,王洪芬记不清是怎么边哭边走到擂鼓镇的体育教育类专业课程,后来她挤上受灾群众拦下的汽车,13日下午辗转来到九洲体育馆。此时这里已汇集上万名受灾群众。

  “13日,到九洲体育馆看望受灾群众后,这里就成了黑暗中的灯塔。” 体育馆指挥部副指挥长熊万贵说,“此后几天,24小时不间断有受灾群众闻讯赶来,他们来自川西北七八个重灾县。”

  从5月13日到15日,绵阳市公交公司驾驶员王道清,每天三四趟往返于绵阳与北川、平武之间。“每次,我拉的救灾部队刚下车,受灾群众就抢上来,就像春运的火车一般。可还是有不少人挤不上车,只能走。”

  5月19日左右,九洲体育馆的受灾群众达到了最高峰,超过4万人。学生都集中安置在内馆,其他人住在场馆的环型屋檐下和馆外空地的数千顶帐篷里。有海外媒体称,“这里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灾民避难所”。

  体育馆指挥部新闻负责人王晓刚说:“我做了20多年的新闻宣传工作,接待的记者不及这里的十分之一。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朝日新闻……这些平时只在网上见到的媒体,现在都来到九洲体育馆。”

  6月28日,可能因为听到陌生人的声音,8个月大的女孩突然停止了对母亲乳汁的吮吸,将小脑瓜转向记者。母亲杨薛刚刚在临时浴室中洗完澡,长发还不时滴着水。

  杨薛的家在伤亡最重的北川县城。“地震第二天我就来过这里综合指挥室六大功能。可那时太挤、太乱、太脏了。” 为了孩子安全,她转而去投奔亲戚。6月2日综合指挥室六大功能,她又返回这里。“那时有秩序了,吃的、奶粉、尿不湿都有。我和娃子还被安排住进母婴室。”

  从混乱无序到井井有条体育教育类专业课程,带来这些变化的,是5月13日紧急派往九洲体育馆的300多名机关干部和随后到来的数千名志愿者。他们被受灾群众亲切地称为“临时村长”“临时社长”和“临时保姆”。

  “几万人突然挤在一起,开始的时候特别混乱。粪便到处都是,哭声一片。”大地震第二天,42岁的山西股民王建红就卖掉手中所有股票,自购2000元的药品新利体育18,携妻挤上开往成都的列车,来到九洲体育馆当志愿者。

  在王建红看来,让受灾群众最难忍受的除了饥寒、臭气和孤独,还有无边无际的恐惧和担忧。入夜,一双双悲伤难眠的泪眼,无神地望着天空。整座体育馆像一叶扁舟,在风雨和余震中飘摇,空荡荡的心中只剩下愁和苦。

  “突然聚集的人群出现了短暂的管理真空。”王晓刚坦言,“但5月月13日绵阳市紧急派到九洲体育馆的数百名干部很快稳住了阵脚。”

  干部们将相当于18个足球场大小的九洲体育馆,迅速划分为44个社区,每个社区由一个市直部门分工体育教育类专业课程,一个部门管七八百人新利体育18,有的甚至上千人。各部门干部24小时轮班当“社长”“村长”,责任区内受灾群众的吃喝拉撒睡什么都管。

  大灾之下,失去了电视、网络等现代信息渠道,人们越发渴望及时了解党和政府的救灾进度。绵阳市委宣传部迅速在体育馆架起广播站。这期间,没有一天停播。

  电视来了!躺在体育馆的王洪芬开始还以为自己在做梦。使劲睁开眼看,是真的,电视上在沙哑地说话。他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救人,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

  那种久违的温暖是如此真切。王洪芬哭了。她说这辈子都没觉得电视这么可爱,像风雨过后见到了彩虹。她觉得总理说话的节奏,就像自己心跳的节奏。

  随着中央领导到来的消息传出,像王建红一样的志愿者很快从全国各地汇聚九洲体育馆,为灾民提供从物资装卸、发放到消毒防疫的各种志愿服务。“他们帮了政府和干部的大忙!”王晓刚真诚地说。

  尽管处于当地共青团的统一管理下,这些志愿者仍然“帮派林立”:这里有以因特网为主要媒介的“希望九洲”心理团队志愿者,有乘坐一辆列车来的“K88”小分队,还有收编大部分“无帮派”人士的“完美春天”志愿队。

  5月19日是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这场集体默哀勾起了九洲体育馆数万灾民的悲情。14时28分到来时,嘈杂的体育馆一下子寂静下来。3分钟哀毕时,体育馆顿时传来一片哭声。

  绵阳九洲体育馆国旗下方的灰色大理石墙,平时总会被擦得干干净净。但地震后,这里一直被各种尺寸和色彩的寻亲纸条贴满。人们说,那是灾区随处可见的“寻亲墙”。

  “王丽玲综合指挥室六大功能,女,6岁,地震不慎走失,请速与爸爸王明联系。”……密密麻麻的纸条,或深或浅的留言,对一些人来说,是最后一封家书,是最后一丝希望;而对所有人来说,则是大灾大难的历史记录,是一种让我们泪水横飞的悲情和感动。

  在九洲体育馆,来自河南的志愿者冯辉一直在拼命地工作。地震让他相爱多年的女友成为上万名失踪者中的一个,从此生死两茫茫。听到四川地震的消息后,他没有片刻的停留,拎起包就踏上了寻找女友的漫漫长路。

  “在灾区找亲人很困难新利体育18。”冯辉哽咽说,“我知道‘痛失吾爱’的切肤之痛,我必须做点什么。”十多天来,冯辉作为志愿者,每天在体育馆拼命地搬物资、搞防疫,并极力为寻亲者四处奔波。他说:“这样能帮助别人,也能减轻我沉重的精神压力。”

  在体育馆的一处志愿者救助站前,一位在地震中失明的孩子的母亲,拒绝了大家的善意资助,她一边流泪一边说:“我不要你们的钱新利体育18,只想一家人能够团聚。你们要是真心帮忙,就帮着找找孩子的爸爸吧,孩子眼看不见了,不要再让他爸爸看不到孩子。”

  我们有理由记住九洲体育馆的“寻亲墙”,因为它是一座“纪念碑”。它用最简单的碑文,铭刻了人类爱和被爱的情感。它也用最残忍的方式,告诉我们“责任”两个字的重量。这责任,就是爱新利体育18,就是守望,就是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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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刘课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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