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几种文体本文体裁是什么意思

　　本文从2022年度长篇小说的宏观扫描，概括了文学“出圈”、代际转换、女性作家的表现特点，并对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加长型”、地域或地方性、文体文类创新、中国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分合、文学利益博弈的现状，提出了问题思考，期待文学批评在不确定性中作出进一步的学理分析和判断

　　本文从2022年度长篇小说的宏观扫描，概括了文学“出圈”、代际转换、女性作家的表现特点，并对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加长型”、地域或地方性、文体文类创新、中国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分合、文学利益博弈的现状，提出了问题思考，期待文学批评在不确定性中作出进一步的学理分析和判断。

　　我到过河南、到过郑州多次，回想起来此前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9年，是中国作协主持的改革开放中国文学看河南的代表团。那次在河南七天，我们走了看了八个城市、各类行业及单位均有。行程很紧张，却对河南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印象中单色甚至灰色已经变成了彩色，缓慢甚至静态正在跃动的过程中。因为我自己是文学圈里的，所以特别关注河南的文学和中国文学大格局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北京以外，河南是少数几个对中国文学提供全面资源支持的文学大省、强省。并且，从很多方面来说，也许它给中国文学提供的高峰高原式的作家作品最多。横向比较，除了北京以外，没有一个行政省份可以跟河南比本文体裁是什么意思。此外，我曾经工作过的江苏，还有西北的陕西，也是比较突出的。但是从历年文学作品和成就影响的实际评价省份来看，河南省无疑是最突出的，就像它的玉米和其他粮食产量一样。一直到现在，河南给中国文学输送了几代作家，很多都是高峰高原式的作家，而留在河南大地上的作家也是“高峰高原”。其实，高原也是由高峰构成的。纵向看，不说现代文学时期，仅在当代文学史上，新中国70多年间，河南作家对于中国文学的标志性历史贡献，不仅代有传人，而且呈现出峰峦叠起、波浪前行的提升发展态势。要说一句“中国文学看河南”，恐怕也是基于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学地域视角。所以，这次的活动（《当代》文学论坛及颁奖典礼暨文学年度拉力赛）定址在河南，暗示了一种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观察视角，就叫作“从河南文学”——看出了河南文学的中国性。这是我个人的现场感悟。

　　回到2022年度，连同近两三年，我们集中读到了一批影响深广的作品。受到刚才阎晶明主席主旨发言的启发，我联系个人所见的长篇小说状况，略谈几点粗浅的感想和体会。

　　第一，文学作品“出圈”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说明文学影响力在社会面的扩展和提升已经构成近年的宏观态势。

　　我举一个具体例子，以前可能很少有过这样的情况本文体裁是什么意思，有些作品在主流视野、一般社会接受上，都受到强烈的关注，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文学圈本文体裁是什么意思，成为文学年度的社会流行的辨识度和标志性的数据。这似乎有点像新时期文学勃然而兴时的现象了。比如，因为《神圣婚姻》的接受推广，相关的小说评论文章上了“学习强国”以后，一夜之间点击率超过“10万+”，这在我们的批评经验里面是没有发生过的先例。这说明什么？从新媒体术语来说，它是“出圈”；但是从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史流变来看，说明中国文学走在了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轨道上。“学习强国”的“10万+”现象反映了文学在主流评价和一般阅读中的广泛影响力。或者说，这样的作品写到了读者的心上，且现实性、时代性鲜明，由此才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共识认同。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从《当代》这次大约五十部侯选作品来看，我的阅读经验体会是，我们的文学生产力，特别是主力作家，正在发生明显的代际转换。之前几年你会发现，至少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前期出生的作家占主流地位，但是从最近的两年开始，不是说1950年代、1960年代完全退出，他们仍然占据高峰位置。但是某种程度上，1970年代、1980年代的作家，已经成为近年长篇小说及各体文学创作的主力军。而且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二三十年里面，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作家一定会成为代表中国文学宏观生态的标志性代际作家。

　　概言之，文学代际流变的症候，预示和引导着对于未来的期待。1970年代为主的作家成为文学生产的生态特征、生产生力军，正在造就思想表达、审美表达的新生态，创造出新时代的文学之胜。

　　第三，从横向面来说，从这次的侯选作品来看，女性作家作品在总量上、影响力上都超越往年的任何一个年度。如果说1970年代、1980年代作家，在历史的评价视野上看，可以说是跟新时期、新时代同步的，那么，女性作家的意义在哪里？粗略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说以性别，以女作家作品的规模体量、水平高度、公众形象、社会话语权利等来评价，中国文学大概是世界唯一的文学大国、文学强国。从这点来说，尤其是2022年度的中国文学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更耀眼的宏观生态面的收获。虽然我现在还并不清楚今天晚上将要揭晓的年度“五佳”——作为评选人，我对这次评选的公平公正性、严谨严肃性，深有感触，高度评价，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清楚最后的票选结果，但是我预测，女作家的光芒将会是最耀眼的呈现。

　　进一步广义上说，女性作家的力量、影响力和声誉的整体性崛起及显示度，这不仅是中国文学、也是在世界文学范围里以性别表达为标识的创作特征，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明程度、思想高度及社会广泛度，跨域的覆盖性彰显了巨大而鲜明的溢出价值。

　　以上所说的文学的现实性、社会性或人民性，文学的代际传承性，还有女作家整体的崛起及其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上，《当代》的这次活动正在对我们作出惊喜的确证。

　　就小说论本文体裁是什么意思，长篇的特色是在形式和内容的覆盖面、宽厚度，即以体量、规模及相应、相称的内容、内涵取胜。同时，也须看到其造成的或弊端，就是“注水”现象的出现甚至泛滥。刻意拉长的长篇小说恐怕也不在少数。以前就有人说过，“长篇崇拜”是小说家和批评家的一种潜意识价值观。结果造成误将虚胖浮肿看作“肌肉男”。

　　个人倒认为，短篇堪称小说技艺的试金石——检验写作者的技术和思想的成色、程度。长短篇两者的文学高度、深度很难作一概而论的价值或程度的比较。一个显例就是，短篇大师也能成为文学史高度的标志，最典型的例子即鲁迅是开创中国新文学的短篇大师。当然，没有长篇的作家显然是一种巨大的遗憾，需要有足够体量规模的短篇来有所弥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一般评价中，（即便是单部）长篇的分量会占有更大的比重——它有着明显超过短篇的宽厚度可能。

　　聊起这个老话题的近因是，近年间的“加长型”长篇小说实在不是少数现象。这一现象正在考验批评家和读者的耐受力。也许应该有针对性地批评这种“加长型”现象了。

　　其次，是突出的地域特色、地方性写作的现象。地域特色最鲜明的表现，或者说作家表现地域特色最方便的手段，就是语言，尤其是人物语言。于是，叙述和描写的语言的公共流行性就会与人物语言（主要是对话）的方言性构成一种小说叙事在文化音色上的差异性景观。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刻意使用的技术，很难评价到底好不好。也许，在中国的文化空间里，方言是最有身份标识性的，能够成为人物的声音符号“外挂”在文字里——让沉默的文字通过视觉而发出个性化的声音。不过，我个人以为，能够运用普通话表现出人物个性的语言，才是对作家叙事的真正考验。我以前说过，王安忆就是一位语言大家，而且，是一位能够体现出吴方言、沪语意韵的普通话小说大家。

　　至于所谓的地方性写作，更多的企图也许是在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暗喻或象征的表达路径上。它的重要性在于，地方成为一个具体却又是抽象、泛化的独立环境或语境。地方特色鲜明甚至明确无比，但延伸开去的世界却是漫无际涯的——独立的地方包孕了广阔、全部的世界。地方其实是世界，是人间。比如，有人说莫言的高密乡就是这样一种地方。我不置可否。此外，鲁迅的乡村世界也许更近于一种地方性文学吧。

　　第三，文体和文类的创新。我们以往谈得比较多的是文体问题，不是文类。在文学史的常态稳定时期，应该说文体问题确实会被集中关注——文体关注的是作品的具体美学表现古代的几种文体，在技术上和观念上都可供文学批评所分析、所阐释、所评价。但是，在非常态时期，尤其是在媒体新生的技术时代，如晚清民初、最近世纪之交的新媒体崛起时代，较之于文体创新，更主要的该是文类的创新和创造现象。“文类”指的是新的、文学史意义上的新的文学类型。犹如古代的词之于诗，那就是不同的文类，而非文体之异。在文学史上，文类的创新创造意义显然更高于文体技术的提升；后者是量变，前者才堪为质变。新文类往往意味着文学史的划时代标识。文体技术或有高下，文类之间应该是平等的。

　　但是可惜，文类创新创造好像还没有受到主流文学（批评）的真正重视。我的观感是，进入主流评价视野的主要还只是传统类型的小说，我们多是在谈论传统文类的文体问题。新文类却被撇在了比如网络文学的范畴。唯一，或突出的例外，只有《千里江山图》？但也只是在传统文类概念中予以高评，很少有人将其视为类型意义上的新文类文学。这就会降低对于新文类、包括《千里江山图》等具体作品的文学史地位的评价。

　　第四，中国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分合问题：离散和融汇的叠加趋势。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代的几种文体。即将出现的一个普遍性难题会是：我们无法确认某种文学现象或案例究竟是中国（）文学还是海外（世界）华文文学。分合之间已经出现了暧昧、模糊的跨界、状态。原因是中国（）作家的异国侨居（移民）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了。中国（）作家走向、散布到了全世界。即便是在外国完成的作品，其实也很难将其视为海外华文文学——只不过是一位中国（）作家在单纯的时间意义上、而非文化空间意义上的在外国写完了一部中国（）小说（或所谓华文文学作品）而已。举例来说，上海小说家夏商在疫情期间移居北美，在他的长岛居所继续写作他的新长篇。完成后，究竟是北美华文小说还是中国（）小说呢？或者两者都是？也可以任你确认一种身份。这在学术上、文学史上，就是困难之所在了。目前无奈，也没办法处理这类文学的身份难题。正应了那句老话：现实之树常青，而理论永远是灰色的。

　　最后，是关于文学问题。可以概括为文学利益的多方博弈问题。进入新媒体时代后，特别是三年疫情的刺激，使得线上活动成为家常便饭。从开始时的无奈迁移到线上，忽然自觉到了线上的新机遇，再回到线下就获得了明显的市场意识。从市场角度，可以用句俗话来说明：网络流量成为利益的枢纽。在此以前，也早有了博眼球之说。只是近年在商业运作上更加成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盈利模式。这必然改变文学生产关系中包括创作方、出版方、发行方以及其间所有利益关系方的行为方式古代的几种文体。于是，我们就看到也加入到了线上、线下诸如分享会、排行榜、文学奖、文学之夜还有老套而仍有需要的研讨会中。更有大动作已在路上涌过来，几年前开始的以省级行政区划为范围的浩大文学史工程陆续完成了好几套，一时难以数尽；各地省市级文学馆也在一片动议、催促中酝酿上马建设，各类文学场馆数量已经空前递增；各级作家协会包括所属刊物更是不断推出文学繁荣计划、青年作家支持计划等，提供经费资助以鼓励文学创作。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如此繁荣盛景，好像是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巨大的资源支持，从来没有在一个时代的文化关系中拥有如此显著的重要地位。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或社会企业的经济输血，这一切恐怕都会难以为继的。因此，所有获得支持的文学活动及参与者也都是文学利益的获取者。这时，一系列亟需思考的重大问题也就出现了：这是否将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方式？文学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写作者的社会参与度将进行怎样的调适？批评家是否就将更多化身为文学演说家或活动家、表演家？微信圈和短视频俨然已经取代了纸刊的功能——没有前者的话，纸刊的发表几乎就失去了有效的传播功能。对此种种，我个人实在并无、也难有简单的站位态度。

　　概而言之，我们面对的重大现状是：国家和社会公共资源的成本投入，新媒体（全媒体）介入传播的流量加持，这两者已经成为文学生产的主要动能和显示器，并决定了文学价值实现的方式及程度——文学批评从来没有过面对这种状况和宏观生态的经验。在如此不确定甚至被动的现状中，文学批评该如何确定自己的发言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