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新闻写作文言文文体常识语文作文体裁

　　童话的本质是幻想的乌托邦，产生于口语文化语境中的民间故事具有自发性力量，它在那些能够控制自己表达的人的集体参与下繁荣起来

　　童话的本质是幻想的乌托邦，产生于口语文化语境中的民间故事具有自发性力量，它在那些能够控制自己表达的人的集体参与下繁荣起来。口头讲述作为集体实践，具有现场性。讲述者根据讲述的具体情境对其进行多种再创作，由此产生了多种异文，其文本结构，人物性格和命运、情节、矛盾冲突等文本惯例反映了其文化持有者的集体无意识。[1] 以口传形式流传的民间故事，通过隐喻性的叙述阐释社会活动和自然现象。这既是一种阐释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

　　印刷技术的发展，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媒介形式。文化表达具有了全新的媒介形式，个人和集体的幻想形诸书面印刷形式。印刷技术提高了民众的识字率和读写能力，为文学阅读准备了读者基础新媒体新闻写作，随之而来，新的文化表达公共领域被建立，表达惯例得以形成。读写能力成为文明化进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引发童话故事的创作、出版、传播和阅读。作为文类新媒体新闻写作，童话经历了一个制度化的过程。所谓制度化，即某种文类的生产、发行和接受的过程在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内被完全接受，并在该社会文化传统的形成和维持中发挥作用。[2] 作为文学制度，文类被卷入读者的社会化和文化适应过程中。在特定社会中，作家、出版商和受众之间的互动，决定了特定时代文类的定义。童话的美学取决于作家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去介入童话话语并构思故事。齐普斯将童话介入社会文明进程的历史，大致可勾勒如下。

　　民间故事向童线世纪的意大利。口头和文学童话以隐喻的形式被塑造，以处理与暴虐王子的权力、正义和得体举止有关的微妙问题。相较于斯特帕罗拉，巴塞尔的童话为民间故事向文学童话的转变铺平了道路。巴塞尔的故事集传达出底层民众的需求和改革冲动[3]，初步呈现出颠覆意识。巴塞尔的故事通常在宫廷和宴会的场合被讲述，其主要目的为娱乐听众。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欢笑本身就是一种释放和逃避，因为他用隐喻的方式去考验甚至颠覆宫廷传统。[4]

　　在作为文类的童话（fairy tale）确定之初的17世纪90年代，它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和资本主义早期受过教育的人和统治阶级的关注点。法国童话的崛起和卓越成就，在于其对意大利童话形式（manner）的一种历史性延续。法国作家大约在1690年开始被民间故事和童话所吸引，并创造了持续长达大约一个世纪的写作时尚。同时，在整个欧洲和北美，童话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被制度化，文学童话产生了。文学童话，是作家世界观的理想主义表达，蕴含着特定时代语境下深刻的社会动力，作家通过童话表现、理解和评论变化中的时代。以Mme. d’Aulnoy为代表的法国沙龙女作家群体，意识到童话作为隐喻性评论所具有的独特潜力，以此参与法国社会文明进程，批判宫廷传统，对女性地位等问题展开社会性批评。在她们的努力下，法国文学童话得以惯例化和制度化。作家们有意识地采用叙事策略利用魔法奇观来应对线]，故事不仅具有可读性，且有相当的反思和颠覆意味。

　　17世纪后半期开始，童话在贵族圈子内担负着再现性的社会功能。17世纪末18世纪初，新兴的资产阶级按照自身社会文化理性的需求，重新界定野蛮和文明的界限。童年被视为自然的天真状态和潜在的堕落，儿童和之间的距离被拉大，儿童社会化的作用在于抑制儿童的自然本能，使其在举止、言谈、性别、文学和游戏等多个层面符合社会或者说阶层等级理性需求。佩罗和同时期其他女性作家，越来越将儿童作为独特的接受主体，所创作的文学童话将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规范和社会理性融入童话的角色、行动、性格、情节、语言、叙事风格等文本构成之中，含蓄地承担着个体社会化和文明化的功能。[6]童话故事是关于恰当的道德和伦理行为如何为年轻女士带来幸福的隐喻。[7]如《睡美人》《小红帽》《灰姑娘》等童话中的女性形象，充溢着佩罗关于上流社会的女性教化的理想，一个集美貌、礼仪、优雅、勤劳、无私、节制为一体的女性形象，在任何时刻都懂得如何克制自己。如果她们没做到这些，就会被惩罚。她必须耐心和克制，直到梦中的王子发现她的美德，然后将她娶回家。被动的女性身份认同被悄然建构。然而另一方面，在当时新媒体新闻写作，通过阅读、对话和课程，女孩们可以进行社交活动，以提高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其中博蒙特夫人的童话创作融入了几何、历史和宗教知识，她坚信阅读正确材料的力量，这对18世纪后半叶和整个19世纪儿童童话的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8]1820年前后，越来越多的欧洲作家开始明确地把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创作，各种各样专为儿童搜集整理的童话故事日渐繁荣，其中包含《小红帽》《灰姑娘》《睡美人》《美女与野兽》等童话，但它们并非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适合儿童的材料，儿童实际所接触的故事仍以教化为目的，它们是感伤的、现实的、道德的，意图为儿童树立道德和行为模范。

　　德国作家对法国童线世纪初文言文文体常识，当浪漫主义作家出现在德国文学舞台之上，他们将童话改编为浪漫故事、戏剧，以此抒发对法国大、拿破仑统治和法国占领下的社会现实的评论。[9]作为文类，此时童话已经或多或少得到了承认。19世纪格林兄弟搜集和改编童话，他们相信民间谚语、故事和仪式保存着真正的德意志民族的信仰和习俗，通过他们风格化的改编和民众的阅读，可以将民众连接起来，形成民族共同体意识。格林兄弟的《儿童和家庭故事集》不仅象征性地代表了普通民众的需求，而且是德国资产阶级追求身份和权力的文学产物，使得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价值标准合法化。[10]19世纪30年代，写给孩子的童话开始真正流行，其代表为安徒生童话。这一时期的文学童话试图在社会化进程中扮演主角，和新教伦理道德保持一致，以勤奋、诚实、干净、审慎、贞洁为美德，同时也是具有男性优越倾向的。而安徒生的文学童话，受到他个人本质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试图将民间故事的母题融入浪漫童话文学叙事之内，童话语言采用上流社会的语言表达方式，迎合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高雅文学趣味。这折射出他作为社会底层出身的作家，对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顺从、妥协、叛离。安徒生童话表现出童话与其再现性的社会功能相分离的特质，更多地成了描写自我实现之种种可能性的艺术作品，并主要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听众对象。

　　（Zipes, Jack David著文言文文体常识，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出版，2002年

　　齐普斯在讨论19世纪后半期的文学童话对社会进程的参与时，列举了诸多在今天被视为儿童文学经典的作家和作品，如乔治·麦克唐纳语文作文体裁、狄更斯、刘易斯·卡洛尔、安德鲁·朗、弗朗克·鲍曼、奥斯卡·王尔德、J.M.巴里等。他们的作品试图突破常规的生活对人类思想和灵魂的禁锢，并提出乌托邦式的替代方案。当齐普斯将以上儿童文学作为童话，界定为童话小说（fairy-tale novel）的时候，对童话的界定从体裁意义上的文类转变成为文学话语。齐普斯将其定义为童话话语——借助童话话语，他可以在历史的纵向延伸中探讨童话对人类文明进程的介入。

　　及至20世纪和21世纪文言文文体常识，童话的乌托邦功能扩展到包括一种否定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赋予童话本身显著的自我批判特征，并增强了审美变化和实验的可能性。[1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面临可能的核战争、生态破坏、政府膨胀、工业化，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经典童话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可能显得过时。在激进和有创造力的作家看来，经典童话显得太落后了，充溢着半封建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父权制意识形态。他们创作的奇幻故事扮演了解放性童话的角色，传达了解放社会关系和结构变革的希望。20世纪60年代，格林童话受到激进作家和进步人士的批评，当代西方尤其是德国作家开始从社会文化批评的立场模仿和改写格林童话。这种改写被德国人称为“umfunktioniert”，童话故事的功能发生了转变，文本叙事的视角、风格和主题亦进行调适，用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唤醒孩子们发现、追求自我以唤醒其自主性新媒体新闻写作。20世纪70、80年代，童话出现在德国，童话作家通过对格林童话的母题再利用来创作童话，以表达对资产阶级市场、种族主义新媒体新闻写作、性别主义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思考，表现出童话对社会的介入能力。

　　伴随着文化工业的兴起，迪斯尼将文学童话的改编搬上银幕，引起了童话文类机制的一些变化。技术走在了故事之前，故事成为技术的附属物，其存在被用于突显和美化技术语文作文体裁。精心制作的影像透过动画制作师之手以及摄影师的和强迫来讲述故事。[12]由技术所生产的视觉影像，其技术的美学先于故事的美学，声音语文作文体裁、画面、动画之“动”和故事的完满共同营造出影片的完整感、完美感与和谐感。遵照想象力驯化的规则，童话人物性格缺少变化，情节凝固为程式。迪斯尼动画电影以银幕为出口手段，为全世界观众带来欢乐。但齐普斯将其视为“被操控的”欢乐，认为其渗透着美国文化的世界殖民企图和迪斯尼本人的野心。文学童话私人阅读的欢乐被影院内的集体性愉悦所取代，观众消费着表面化和单一维度的童话文本，难以形成反思性的解读。文学童话的颠覆性美学自此丧失介入社会和批判的力量，转而演变为迪斯尼本人或者美国资产阶级的个人英雄主义，资产阶级白人男性的父权力量充溢着迪斯尼童话电影。迪斯尼的童话导致了乌托邦的堕落。

　　[1] （美）杰克·齐普斯著,舒伟译. 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M],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15.

　　[6] 以上观点来自齐普斯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 : the Classical Genre for Children and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从童话的社会功能视角将童话和资产阶级社会化关联视角评价佩罗等人的文学童话；而在Fairy tales Stick: The Evolution and Relevance of a Genre一书中，齐普斯从18世纪初法国文学界大量翻译阿拉伯、希伯来、波斯和土耳其民间故事的视角，探讨了民间故事和童话的互文性，佩罗等人吸收来自异文化的民间故事，根据当时法国社会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加以改造，满足不同阶层的阅读和聆听需求。他们所创作的童话故事，具有口头和书面相交互的文本特质，故事简介，便于记忆，形成了可复制的文化模因语文作文体裁。

　　[12]（美）杰克·齐普斯，赵霞译.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87.

　　作者：杨丽嘉，复旦大学中文系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博士，现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儿童口传文学等领域的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