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体裁常识新闻文体知识点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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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体文是殷周之际流行的一种重要文章体裁，以《尚书·洪范》为代表，而在《逸周书》中保存最多。

　　他在孔安国《尚书序》将《尚书》文体归纳为“典”“谟”“训”“诰”“誓”“命”六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尚书》六体之外还有“贡”“歌”“征”“范”四体，亦即十体。

　　《洪范》相传为周灭商后二年，周武王求教于箕子，箕子向周武王陈述“天地之”的记录，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即“洪范九畴”。

　　在该文中，箕子向周武王陈述了自己的统治思想，其中第五畴“皇极”（君主统治准则）是整个统治思想体系的中心。

　　其中心思想是倡导一种基于上帝意志的神权论（君权神授），强调按照“帝”的旨意建立最高统治准则 — —“皇极”，以保障“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的实现。

　　在这种神意的前提下，作为帝王（皇、王、辟）要注意自己的貌、言、视、听、思等“五事”（第二畴），以引起五种“休徵”，从而避免五种“咎徵”（第八畴）；遵循岁、月、日、星辰、历数的“五纪”常理，以处理政纪（第四畴）。

　　君主向上请示神意的手段是“卜、筮”（第七畴），向下统治臣民的手段是“三德”：即“正直”“刚克”与“柔克”（第六畴），利用“六极”作威以惩戒，利用“五福”作福以引导（第九畴）。

　　这篇统治向君主全面系统地介绍行动规范和统治经验新闻文体知识点归纳，也饱含着神化君权，提高君主自身警惕性的用意。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另外，早期还有《命训解》、《常训解》等十一篇没有以问答开篇的“范”体文，从没有记述问答之辞到出现详细记录时间、地点、事件和问答内容的篇章，实际上是史官记事记言方式变化的反映和表现。

　　在其形成过程中新闻文体知识点归纳，其三大特征逐步趋于明显，最终在殷周之际形成了一个“范”体文的文学体裁常识，殷周之际的“范”体文不仅数量多，而且特别典型。

　　从它的雏形《尚书·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甘誓》《大禹谟》《伊训》等开始，就一直与军国大政有关，以为主题，以治国方略为内容。

　　这一方面基本上变化不大，只是对治国方略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系统化，直到体系化的治国《尚书·洪范》。

　　《尚书》 中的虞夏商文献，诸如训、诰、誓、命诸体之文，多以命令或训诫为内容，不存在请教咨询的情况，故亦无问答的形式。

　　《尧典》中帝尧向臣下咨询谁可为“登庸”之臣、“若予采”之臣，向“四岳”咨询谁堪为治水之臣和谁可为继位人等。

　　《舜典》载帝舜向臣下咨询谁可为“百揆”、司空、虞官、秩宗等，无不为问答体，而其内容无不与关涉在一起。

　　到殷末《微子》，微子向父师、少师咨询在殷商即将灭亡的情况下他该如何去做，答语已经较为详细了。

　　本篇第一段为陈述情况之辞，真正属于问话的内容其实只有“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今尔无指告予，颠隮，若之何其？”一句。

　　《逸周书》中早期的“范”体文，很可能产生于周文王时期的文章亦无问答，亦即首尾都没有记叙的内容，直接就是关于为政的讲述。

　　记叙的内容包括开头记叙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和被指导者向指导者发问的内容，以及结尾被指导者对指导者表示感谢与对其讲话高度重视等内容，使文章呈现出以记叙为框架，以指点治国为主要内容的形式。

　　开头是王向周公旦请教，中间为周公旦的详细答言，以数字化表述为主，最后以王对周公旦答言的肯定作结。

　　这与《尚书》中《微子》同样形式的出现时间相差无多，甚至可能大致是一致的，这就已经具体了“范”体文的全部特征了。

　　且《尚书》《逸周书》中此后出现的“范”体文基本上都是问答且问略答详，一般最后都有对答言肯定的形式，直到周公旦去世以后“范”体文突然消失。

　　但这种问答的形式在西周春秋时期的《国语》、《左传》等史官散文中，乃至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部分篇章中却依然存在。

　　这在史官散文中，问答的形式当为对史官记录帝王重臣问答内容的继承，而诸子散文中则可以视为记录师说的行为与史官记录帝王重臣请教应答话语的相似。

　　至于《庄子》、屈原《卜居》《渔父》，甚至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大言赋》《小言赋》等虚拟人物，设为问答，内容无关乎治国，人物亦属虚构。

　　这可能为文学创作在前代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实际上已经从实录向文学创作转化并实现了这种转化。

　　从早期的不采用问答叙事的方式到成熟期采用记叙问答背景和问题的方式的转变或许反映了史官记言、记事行为和方式的变化。

　　周公旦去世以后像《洪范》这类“范”体文就在传世文献中很难再见到了，其原因或许只能从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文学的演化中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