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厅官为制造“共腐圈” 与同伙达成攻守同盟2015-11-20国际足球排名

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颜三忠认为，与工程领域巨大的获利相比，案发风险仍然较低是难除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必须将外部监督渗透到运行的每个环节中，实现决策权与执行权分开，避免过度集中、封闭运行导致的“脱轨”现象。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监督约束机制仍不完善，一些商人不惜成本拉官员下水，其目的就是利用官员手中的制造暴利空间。

同时，和商人建立政商联盟，大搞权钱交易。圈子里有固定的几个老板，人员结构和利益链条相对稳定，具有很强的隐秘性。如孙家群的圈子里，就有商人彭某、童某、杨某等人长期与之保持密切联系，晏德文的身边也经常出现几名商人的身影。在圈内利益链条上的每个环节，按照所掌握的资源和发挥作用的大小，从中获取相应的利益分配。

早在2013年9月，中央巡视组在对江西省巡视后指出：“一些领导干部和亲属子女插手工程项目反映较多。”此后不到两个月内，江西共筛查发现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子女插手工程项目46个，涉及金额6亿多元，并立案41件，其中江西省交通厅两名副厅长许润龙、邓经国随即落马。

手法越来越隐蔽，订立攻守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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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贪省管干部中超过九成有违规插手工程问题，单笔受贿金额高达3000万元……江西省纪委查处以来省管干部涉嫌贪污贿赂的32人中，30人有违规插手工程谋取问题。

江西省纪委查处以来省管干部涉嫌贪污贿赂的人中，93．8％有违规插手工程谋取问题。江西今年第一轮对44个县（市、区）的专项巡视情况显示，其中34个县（市、区）存在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干预工程项目问题，占77．3％。

单笔受贿高达3000万元

那些被准确“预报”落马的“老虎”

为了管住任性的，今年9月起，江西开展了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并将“一把手”作为重点对象，对顶风违纪者，将一律先免职，再给予相应处分。治理内容包括：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以指定、、暗示、打招呼、批条子等方式，插手干预工程牟取利益以及特定关系人利用领导干部职务影响，违法违规承揽工程项目或充当“掮客”插手干预工程项目谋取利益。

被称为“贺半城”的江西萍乡市政协原贺维林是其中的典型。据了解，贺维林涉嫌职权、受贿、贪污一案目前已侦查终结，即将由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随着案情的披露，贺氏家族借助工程非法牟利的行为逐渐浮出水面。

治理重点应盯住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

贺维林资料图

“行为‘隐身’，恰恰说明以来的反腐工作已见成效。”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认为，在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应该通过制度手段，在“不能腐”上多下功夫。

如孙家群在担任萍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以其外甥何某的名义，与私人老板彭某合伙，参与萍实大道等7个项目的建设。双方约定，工程结束后，彭某按照事先承诺20％的干股给予“分红”。为实现既得利益，孙家群违反原则，利用职务影响力，将萍实大道项目概算从6000万元追加到1亿元。

江西安远县原县委邝光华9月被江西省高级以受贿罪二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据披露，江西会昌顺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祚珍在向时任会昌县县长的邝光华行贿370万元后，要求邝光华更改自己开发的财富港小区规划，将县里新修的湘南三贯穿小区延伸至国道。随后，邝光华主持会议，按照谢祚珍的“要求”，作出调整规划的决定。

基层办案人员介绍，为了获得工程项目，一些企业不惜大肆向工程有关人员行贿，甚至将工程总造价的5％至10％作为“好处费”列入支出预算。一般工程造价少则几十万，多则数十亿以上，成本惊人。江西某地级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原通过违规插手干预工程项目，涉嫌单笔受贿就高达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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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人员介绍，为降低风险，官员插手工程的手法越来越隐蔽。一些官员插手工程时，往往藏身幕后，固定安排1至2名至亲好友出面，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以此隐匿违纪违法痕迹。

为将风险降到最低，一些官员精心挑选“合伙人”，制造范围极小的“共腐圈”，甚至订立攻守同盟。例如，孙家群等人案发后，原萍乡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学民和原萍乡市政协晏德文预感不妙，多次订立攻守同盟，“瞒天过海”。张学民甚至借《龚全珍日记》里讲的一位烈士后不屈的英勇事迹“鼓励”晏德文与自己达成攻守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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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规则和程序网，让想钻、搞的人‘有想法没办法’。”一些办案人员认为，要重点盯住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实现全过程、动态化、无缝化监督管理，实现源头防范，减少寻租空间，让无从下手、无处遁形。

例如，江西萍乡市原常务副市长孙家群插手工程项目，无论是施工管理还是利润结算，都由他的外甥何某出面，收受的巨额赃款也都放在何某名下。此外，他还以自己哥哥孙某某的名义，投资入股开办铁矿，牟取非法利益，并从某房地产商那里低于市场价50％购买了两个商铺。

“工程项目成本伸缩性强，利润高，商人为拿到项目往往不惜成本‘围猎’官员，一些官员也禁不住利益。”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一个工程项目从审批、规划、招投标到施工、质量监理、验收评估等，环节至少10多个，涉及部门众多，问题无孔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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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过度集中且不公开透明，为寻租留下了空间。与巨大的获利相比，案发风险较低也是工程领域难除的重要原因。在部门内部将决策权与执行权分开，并全程公开监督，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工程领域多发的现象。

据办案人员介绍，贺维林长期担任萍乡市领导，贺氏家族在萍乡成立或持有股份的企业共19家，其中仅房地产公司就有5家，开发楼盘面积近40万平方米。贺氏家族企业借助贺维林的经商，积累了巨额财富，仅贺维林利用职权打招呼，其家族企业少缴税款、土地出让金及罚款等就达1亿多元，呈现出“前门当官，后门开店，官商一体，利益共享”的鲜明特征。

这些官员还严控受贿对象，进行“选择性”。如晏德文“小钱不收、平头老百姓的钱不收、不信任人的钱不收”的“三个不收”原则，将受贿对象控制在小范围内。

此外，为了将“黑钱”洗白，官员用尽心机。如在一个地产项目中，张学民、晏德文为了他们巨额索贿的事实，“代言人”与该项目开发商签订了一份《合作开发协议》，将其索要金额以项目建设借款回报的名义，用借据、协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