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好成为工作——纪念中国围棋天元赛30周年(组图天元围棋赛事精选

新民晚报因为中日天元赛而同日本东京新闻缔结了兄弟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至今。我同东京新闻的迫田先生也成为很好的朋友。不过，在持续十六年的中日天元对抗赛（其中八次在日本），我却没有去过一次日本。这种事情，也是日本朋友不可理解的。中国的事情，总是让人看不懂。

图片说明：当年的新民晚报，头版头条是笔者写的中国围棋“天元”赛消息。

1982年，我分配到《新民晚报》当记者。最初的工作，就是打杂，替那些老报人打下手。比如，送稿子。当时，编辑部在四楼，印刷排字车间在底楼。老报人都有一种倚马可待的功夫。写稿子，为了抢时间，都是写完一张送一张，且思联贯，绝不会有错。这种功夫，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我开玩笑，我的“学徒生意”，都是在电梯里偷着学的。

中国围棋天元赛推出产生重大影响。第二年，也相仿提出了中国围棋名人赛。从此，这两项赛事，一直延续至今。用华以刚的话说：“天元赛创立在先，可谓先知先觉”。

经过几次接触，1987年春节一过，徐克仁、曹志林和我专程赴京，商谈新闻棋战的最后细节。第一，比赛名称。中国围棋“天元”赛。为什么是“天元”，而不是“棋圣”、“棋王”、“名人”、“本因坊”之类的，主要还是徐克仁的意见，他下棋喜欢“天元”，我也，因为天元寓意深远，它既象征众星烘托的北极星，也在古籍中被理解为凡超神入化的人物。曹志林基本听我们俩的意见，不反对。第二，比赛金。日本的新闻棋战都是设金的。我们搞比赛，自然也要设金，但是当时中国还很穷的。我记得我的工资，也就一百多块。我们咬咬牙，定了二千元的冠军金。第三，赛制。这主要是听中国围棋队的意见。我们不便多说，但提出两条条意见，一是希望赛制不要太复杂，赛程简单一点，日期短一点。其实，我们主要从比赛经费考虑问题的。二是提出是否应该有“种子选手”，比如聂卫平，当时影响很大，马晓春势头正旺，曹大元是上海人，孔祥明则是当时最优秀的女棋手。据说，当时还是有许多人反对，最终中国围棋队领导尊重了我们的意见，使得天元赛最终“破茧而出”。

徐克仁、曹志林和我，都是“好事”。中国围棋天元赛顺利举办之后，我们便商量能否再搞个中日天元对抗赛。这里有两个重要环节，需要打点梳理。一是日本棋院的支持；二是日本天元赛主办方日本三社连合的支持。1987年七月，我在采访中日擂台赛，见到了日本棋院常务理事大枝雄介先生。胖胖的大枝先生，在日本棋院一言九鼎，很难接触，不太好说话。有一天酒会，趁着喝酒的劲头，再次同大枝谈及中日天元对抗赛的想法，旁边的副总教练罗建文也帮着说了话。显然，大枝不能拂了罗老的面子。最终，大枝先生扔下一句话：只要日本三社连合愿意，日本棋院还是乐于支持的。

1984年底，第6届“新体育杯”围棋邀请赛广西桂林市、柳州市等地举行。当时，《新体育》的社长总编辑郝克强也是棋迷。他喜欢下棋，对普及推广围棋不遗余力。他也是当时某中央领导的亲戚，因此在国家体委的影响较大。“新体育杯”就是该举办的一项赛事。我向体育组领导提出采访，当然也有，想顺便看看桂林的山水风光。那次比赛，同吃同住同船，同聂卫平、王汝南、罗建文、华以刚、马晓春、刘小光、曹大元、钱宇平等棋手的关系就更近了。那次经历，我也认识了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金镛先生，他也是棋迷；另一个就是时任《新体育》社长主编的郝克强先生，他后来促成了著名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也让我同中日擂台赛结缘。当时的社记者刘思明先生，我们也成了好朋友，若干年后，他成了中国棋牌管理中心的主任，中国棋院的院长。

我是从大学时代学围棋的，至今也有三十多年了。

作者：徐世平

因为喜欢围棋，成为围棋记者，并促成了中国围棋天元赛和中日围棋天元赛，这就是人生的“巧合”。很多事情，有必然，也有偶然。

当时的新民晚报，围棋爱好者众多。时任副总编辑徐克仁也是一位棋迷，我们经常在工作的间隙“手谈”。他是我的顶头，不过围棋的水平，我们不相上下，有输有赢。徐克仁原是文化部的记者，后来在一帮年轻人中间胜出，任副总编辑，分管文化、美术摄影和体育部。徐克仁和我一样，都属猪，但比我大十二岁。我们俩，在新民晚报比较出名，时任总编辑束纫秋称我们俩为“二徐”，既有赞许的成分，也说明我们关系很好，形影不离，有时候臭气相投。因为喜欢围棋的原因，徐克仁通过我认识了曹志林。曹志林当时任《围棋》月刊主编，暂定八段棋手，比较擅长大棋盘的围棋，拥有大量围棋粉丝。曹志林也属猪，与徐克仁同岁。我们三个属猪的人，有一天酒后突发奇想，决定创办一个的“新闻棋战”。这个模式，也是受到日本新闻棋战的影响，即由新闻主办的围棋比赛。我们都是属于敢想敢干的一类人，说干就干。

这篇围棋报道，几乎就是一张“通行证”。从此，我便成了一名专跑围棋比赛的记者。不久，中国围棋国手战在扬州举行，我主动请缨，要求采访，领导毫不犹豫，欣然应允。短短一周，我在扬州个园结识了当时中国知名的很多棋手，包括聂卫平、华以刚、王汝南、罗建文、马晓春、刘小光、江铸久、曹大元、钱宇平、芮乃伟、杨晖等人，还有当时年仅六岁的棋童常昊。当然，我也从围棋中，知道了许多人生。比如，大局观，平衡观，舍得放弃的等等。

那个时候，我们班的鲁晓晨（系学生会）、孟国治等人经常在昏暗的楼道里下棋，斗嘴调侃，趣味横生。很有意思，便跟着学。

可是，日本三社连合，我根本没有渠道。所谓的日本三社连合，是指中日新闻（含东京新闻）、西日本新闻和北海道新闻的联盟。经过多方努力，我总算有了思。东京新闻当时在上海有记者站，七弯八拐，我认识了东京新闻驻上海记者迫田胜敏先生。迫田先生很热心，很快将我们的想法，报到了中日新闻总部，同时向日本三社连合事务局的负责人通报了情况。没想到，三社连合事务局高度重视这项赛事的，很快派人到上海沟通谈判。最终确定于1988年适当的时候，在东京举办第一届中日围棋天元对抗赛。当时双方约定，比赛一年日本、一年中国，轮流主办；比赛经费，在日本比赛经费（含中方往返机票）由日本负责，在中国比赛经费（不含日方往返机票）由中方负责；比赛金（高达150万日元），则全部由日方承担。比赛采用三番棋（即三局两胜制）方式。

1988年的夏天，第一届中日天元对抗赛在东京举行。当时的中国天元刘小光九段不敌日本天元赵治勋九段，日方取得第一届对抗赛的胜利。至此，这项比赛一共办了15届，中国天元以9:6领先。直到2003年，第16届中日天元赛因为而停办。

1985年至1986年，中国围棋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新体育社推动的中日围棋擂台赛。说实话，当时，围棋在中国还不是很热的体育项目，许多围棋国手也并不出名。擂台赛是一种传统的、也很刺激的对抗性质比赛，一下子点燃了中国棋迷的浓厚兴趣。新民晚报对中日围棋擂台赛情有独钟，凭借着同围棋界结下的良好关系，我用擅长的“棋盘拟人化”的写法，写下了大量中日擂台赛的新闻报道，引起不小的轰动，在中国的体育记者圈中突然成名。

当时的中国围棋界，上海人影响较大，陈祖德九段是上海人，在国家体委训练四司当领导，分管棋类项目，领队华以刚也是，副总教练罗建文算半个。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围棋队的许多人，包括总教练聂卫平九段、中日围棋会馆馆长王汝南八段等元老级的人，都能说上海话。就冲这一点，上海的新民晚报提出来要办新闻棋战，从感情上说就容易得多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众所周知，八十年代是中国充满变革和躁动的时代，中国围棋界也不例外。当时的围棋项目，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依然在计划经济的国家体制之内，比赛只有全国团体赛、个人赛和段位赛三大赛，棋手的比赛机会较少，基本也没有金。“新体育杯”出现之后，棋手们增加了比赛的机会，也有了金（但很少，据说只有几十块钱），但都不足以适应围棋运动快速发展的需要。围棋界同日本方面接触很多，也有设想创办像日本新闻棋战那样的赛事。因此，当我们提出的时候，可说是一拍即合。

第一届中国围棋天元赛于1987年2月25日至28日在中日友好围棋会馆举行了预赛，聂卫平九段、马晓春九段、曹大元九段等中国棋坛的著名棋手参加了16人单败淘汰的预选。决赛圈的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如有第三局采取30秒一步的快棋规则，马晓春九段在半决赛和决赛中均以第三局快棋而战胜刘小光和聂卫平，成为首届天元，聂卫平亚军，刘小光曹大元并列第三。

有一天，《新民晚报》专门报道棋类的老记者蒋是枢先生，带我去看围棋比赛。他知道我喜欢下围棋，不算是完全的门外汉。这位老先生，不懂围棋，报道围棋比赛有点吃力。那天的比赛，是聂卫平九段对日本石田芳夫九段的快棋赛。比赛结束，老蒋对我说：“怎么样，明天弄一个消息。”既是命令，也是鼓励。我会下围棋，但写围棋报道，一点底气都没有。那天晚上，我摊开稿纸，正儿八经地写报道。当然是新华体。写完之后，不满意，撕了。再写，再撕。最后写不下去。干脆去睡。第二天，早起，脑子清爽，感觉也好极了。动手写了一个夹叙夹议的消息。有点不伦不类，时间来不及，就是它了。体育组领导赵雨先生盖了发稿章，我一小跑，送去编辑部。年近七旬的老编辑吴祟文先生，拿起稿子，粗粗看了一遍。然后放下稿子，摸烟，点着。翻来复去，又看了几遍，很欣赏的样子。吴先生盯着我，问：“你写的？”我点头。他哈哈一笑。“不错不错。没有章法，却有味道。”于是，这篇不伦不类的报道，居然一字未改，被登在新民晚报体育版的显著上。这位吴老先生，素以刀快著称，很多稿子，都会被他砍得。此稿能而出，不损毫毛，实属少见。我知道，这实际上是吴老先生的一种鼓励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