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官网腾讯吴建民：被“”标签
1979到1984年，吴建民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回国，先在干校劳动，之后在外交学会欧洲处任职，这段时期，被吴建民形容为“人生的低谷”，他曾回忆“那时候我40-45岁，精力正好的时候。但是，这时期我却没有做很多事情，在外交学会一年只用接待几个代表团。”
吴建民生前，曾不止一次与中国“”人物就此有过论战。
爱祖国也爱人类
2013年，在发言人制度30周年的“生日会”，收到一份“特殊礼物”钙片，意思是在有些问题上太“软”。
他进一步分析，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国也很，民族主义往往打出“爱国”的旗号，“爱国”无罪。而民粹主义则装扮出“为民”的样子，二者均有很大的性。其实，民粹主义的本质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反对。尤其是后者，历来都是的。
随后该消息在网络以及朋友圈开来。曾与吴建民有过不同交集的记者、官员撰文回忆，并表示惋惜。
1965年，已从外国语学院毕业6年的吴建民，调入翻译室，曾担任、、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6月18日凌晨，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武汉车祸去世。
吴建民说，爱国主义应该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爱祖国也爱人类。国际主义运动从一开头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占据了人类的制高点。一个国家的利益不是人类的制高点，全人类的利益才是制高点。
这并非被标签为“”的吴建民第一次卷入论战。
他认为，大航海把世界连在一起。因为不同地区文明开始对话，人类的进步大大加快。但中国两千年只看内不看外的惯性。这种惯性思维很，人们在做的时候不问为什么。
“你看看《中国不高兴》那本书，能交到朋友吗？在全世界去找敌人，树敌。“持剑经商”，那不是跟鸦片战争一样吗？我们现在都21世纪了，还用19世纪英国鸦片战争的做法，这不愚蠢吗？”
这在眼里，吴建民的是“非常软弱”的外交主张。
“人到了一定年纪，喜欢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道，有时候发现之前对自己并不是很了解。”他说。
2008年，吴建民卸任干了5年的外交学院院长，开始了退休生活。
最近一次发生在今年3月。在一次外交学院的内部师生讲话中，吴建民谈到他不同意《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直言反驳：“他（胡锡进）一上来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我说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全局，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
在去年3月在国防大学的中，吴建民曾毫不客气指出，“经常嫌外交软的就是军方”。
针对太软的人，吴建民发表意见：“第一，外交归中央，不擅权。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没有一件是自作主张。第二，中国想大发展必须有良好的外部。第三，外交硬很容易，软很难，难在讲的道理要能站住脚，能让人信服。有时候需要一些才能赢得。”
（新浪《新闻极客》 王辉 综合报道）
与世界对话
吴建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普通人家，受过的教育不多，说话处事却很通情达理。吴建民从小就敬佩母亲，在心里就觉得她有威信，母亲也无意间给了他最朴素的外交启蒙——讲道理可以人，可以平息；平日积淀的良好关系，会在解决突发争议时让人受益匪浅。
在一次采访中，吴建民直指要害。“以实力说话，你现在有多少实力？不要把自己估价太高。”
在受邀的各种公共场合下，仍解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谈中国当下需要的各种情绪。
他喜欢用引用中国历史来解读“对话”的重要性。在外交学院期间，他一直推动的一门学问就是“沟通学”。在他看来，外交“根本不过是如何与人沟通，如何多争取朋友和谅解而已”。
“人家表扬你，不要忘乎所以，人家你，你不要过分介意，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国。这就是。不要听到人家的脚就跳起来，有一些是恶意的，要以语言回 敬；有些东西是不了解造成的，要去解释。”在一次公开报道中，吴建民如此道。
“现在很多人还有战争与的惯性思维，总想着打一仗——美国打不过，菲律宾可以打啊？完全搞错了时代。”
随后，胡锡进以的方式回应吴建民，称“吴建民是典型”——吴大使代表了少数中国旧的思维方式：只有他们懂外交，而且应当由他们完全主导外交，插嘴完全是添乱，是民族主义的祸源。
吴建民在其2015年著的《吴建民谈外交》一书中就回应指出，“软”和“硬”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吴建民不点名的谈到，近几十年来，少数大国的“硬”外交 带来了很多麻烦，最终也不得不回到“软”“硬”结合的立场上。中国外交采取、谦虚、自信、包容的态度，目的是为了给国家的发展塑造良好的国际。
硬软之争
吴建民在多次场合中，提到“时代主题的变化，是世界上最大的变化。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退休后，吴建民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解读中国，力图让世界了解中国。
此前在2014年，有请他和中方学者罗援上一档节目，辩论“当下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在节目中，罗援提出，如今中国所面临的遏制与战争形势仍存在。吴建民再次指出，罗援犯了时代性的错误。这档节目在网上反响很大，被称为“”和“”的公开论战。网友的意见泾渭分明，互相。
得知吴建民去世消息后，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接受时透露，他曾和吴建民交换过意见并一致认为，在中国干部当中，没有“”和“”的区别，对这种分法他们也不赞成。因工作不同，因此说话各有侧重。我们只有正确的“派”没有“”和“”。
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吴建民非常。
相较于此前的生涯，退休后的吴建民仍保持着正常的工作状态，基本上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到办公室，中午休息吃个午饭，下午5点下班。
他分析，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自然灾害不断，中国人应对灾难的能力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少有的。中国不怕大灾大 难，怕的是头脑发昏，忘乎所以。
此后，吴建民置身外交圈半世纪。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之后他先后担任中国新闻发言人，以及中国驻荷兰、中国驻法国大使。2003年卸任中国驻法大使后，吴建民历任中国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等职。
在吴建民最新完成的一部《如何做大国：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著作里，他写道，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反对的线，今天中国与世界合作的良好局面，把中国拉向倒退，拉向封闭，拉向落后。中国要进一步发展，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
吴建民的父亲是的雇员，给中国公使开车。上世纪30年代初被派到中国驻葡萄牙。虽然只在待了两年，但在那个年代，毕竟是出过国，见过世面，也学会了几句洋文。老爷子给自己第一个儿子（吴建民的大哥），起了个“卡尔”（即“car”，英语轿车之意）的小名。1939年，吴建民在重庆出生后，大哥升格为“大卡”，他被唤作“二卡”。
近些年来，中国崛起的势头增强。在谈起南海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时候，大多都会带有一些民族情绪。
在退休后的日子里，吴建民多次在场合谈及该话题。
对于种种看法，吴建民并不很在意。“一点也不发愁，因为我相信真理。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还有人相信这个，那是思想落后于时代。”
“中国历史上摔大跟头，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都是头脑发昏。历史上看起来非常豪迈的口号，给中国人带来多大的。“”时中国成为世界中心， 毛是全世界的司令。讲得很开心，结果是怎么样？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人吃了多大的苦头？！现在我们好了一点，更不能头脑发昏。”对此，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吴建民深有感触。
退休后，吴建民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解读中国，力图让世界了解中国。
在今年6月6日的“2016中美大学智库论坛”上，吴建民指出，中美两国是世界秩序两大支柱，中美之间的分歧原因多种多样，推动中美关系发展要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